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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丰文的最后一搏

2009-11-01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沈阳,沿着102国道一路向西,距市区14公里之外的地方有个胡台镇。1994年的冬天,高丰文第一次来到这片“将下半辈子耗上”的土地,枯败的野草从积雪中探出头来,呼呼的大风,将他一头白发吹得东倒西歪。

看着这番景象,有人忍不住问道:“高指导,你说这事能成吗?”

56岁的拓荒者

这事真成了。转过年来的5月18日,高丰文在这片荒地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职业足球学校:高丰文足球学校。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联赛正式开始。高收入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踢球,出名,挣大钱。”

那时,高丰文足校大门口经常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牌子的汽车,最远的甚至来自新疆塔城。

最兴旺的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有400多名学员,5块场地被占得满满当当。每逢周四下午的训练比赛,有球迷骑摩托车从沈阳跑来看。在他们注视的这群娃娃中,走出了陈涛、杜震宇、王栋,走出了30多名国家队队员。

然而当初为了筹集学校的建设费用,高丰文曾经拉下脸四处化缘,拜访的企业不下30家。

其实,高丰文完全可以有更体面的选择:1994年5月,高丰文回沈阳看球,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亲自飞到沈阳,把高丰文接到万达酒楼,对他说:“我做梦都在想你做我的主教练。”谈了两天,高丰文还是拒绝了“比现在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高的价码”。“我不想介入职业队,挣钱不是最重要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王健林的金元政策让大连万达甲A十年七夺冠,主教练迟尚斌、徐根宝名利双收。

活着

2005年5月18日,是高丰文足球学校建校十周年庆典。国内三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辽沈足球圈内的搞足球的头脸人物全都到齐。

而在十年辉煌之后,高丰文足校开始一路走下坡路。

高丰文说:“其实2003年之后就走下坡路了,2001年中国第一次冲入了世界杯,足球热情被点燃了,练足球的孩子又达到一个顶峰。等到世界杯的热潮一退,再加上中超初期的混乱,到了2005年左右,几乎就是急转直下了。从2004年到2006年,每年学员差不多以15%的速度在减少。”

面对学员减少的困境,高丰文开始降低学员的学费和教练的工资。学员学费,从甲A时期的一年最高两万元,一路降到了一万二,最少的时候甚至降到了一万元。教练的工资也由四千多降到了两千多元。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足校在成批的死去。在高丰文创办足校的第二年,辽宁省足协公布数据,辽宁最多的时候有21家专业足球学校。但到了2007年,沈阳市足协名下的足校只剩下高丰文足校。

“有气无力,剩下最后一口气了。”高丰文说。

2008年奥运会之前,高丰文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时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谢亚龙抓着高丰文的手说:“当初全国三千多所足球学校,现在只剩下你们几十家了,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高老你一定要坚持住。”

奥运结束后,谢亚龙下课了。他所说的政策微调,高丰文至今没有看到。

最后一搏

成立了15年的高丰文足球学校,在2009年的夏天,正在发生一些从未有过的改变。

原来宿舍楼的一楼、二楼正在被改造成老年公寓。

高丰文更没有闲着,招新队员,寻求合作伙伴――他决意进行他54年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搏。

“招最后一批孩子,用四到六年的时间来集中培养,最终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穿上国字号的衣服,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就知足了。”他说。

为了最后一搏,高丰文甚至开始从未有过的妥协。

他放弃了坚持了15年的独立培养模式。在最后一批孩子身上,高丰文希望采取“334”的培养模式:家长出3份,合作单位出3份,最大的一份他自己来掏。

他的这个愿望曾经一度成为现实。去年5月,沈阳当地一个企业老板主动找到高丰文,双方经过商量达成一致:企业出培养经费,高丰文负责招生训练。

因为是免费培养,招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冬训过程中,70岁的高丰文甚至亲自上场为球员做示范。他仿佛回到了刚刚创立足校的那些美好日子中。

昨日没有重现。今年年初,合作企业一纸传真,突然通知高丰文要停止经费支持,“暂缓”培养项目。

对于自己的遭遇,高丰文一直都在回避“被骗”的说法。他不愿得罪还有可能合作的企业,“能够找到一家合作企业不容易,说骗,人家不愿意听。”

“最后这一批成功的希望有多大?”记者问他。

“风雨过后,总会迎来彩虹;厄运之后,总会有奇迹。”说完,他拿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一口茶。半响,嘴里又挤出三个字,“或许吧。”

(《中国周刊》10.15 李佳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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