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黄禹锡及其研究团队通过造假手段，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杂志《科学》发表了论文，从而骗取了韩
黄禹锡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些年韩国“诺贝尔奖综合征”的牺牲品。那一时期，韩国举国上下同心同德，要圆“科学诺奖梦”。在这种环境下，科研界急于求成、学风浮躁。当黄禹锡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胚胎干细胞论文后，一夜成名，在韩国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名誉、地位纷至沓来――
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夫妇微服私访了他在汉城大学的实验室；韩国科技部评选黄禹锡教授为“韩国首位最佳科学家”；政府颁给他科研工作者最高勋章――创造奖章；政府每年向他提供巨额的科研经费，帮助他建立50位至100位研究员同时工作的研究室。政府还专门为他的课题组在汉城大学建设一个占地6600平方米的四层楼实验室。
紧接着，黄被列入“国家要员级”名单，与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大法官享受同样的保安措施。警方和情报机关提供他及家人每天24小时的人身保护。在他的身上，承载着大韩民国4800万国民圆科学诺奖的梦想。
当全国国民都对他寄予无限希望时，过于频繁的社会活动使这位科学家身心交瘁，黄禹锡教授再也过不上平常人的生活了，再也不能安心在实验室进行其一度非常有成就的研究了。造假就成了满足自己和国民虚荣心的捷径了。黄禹锡这个科学天才就这样被捧杀了。
(《新民周刊》2009年第43期 詹小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