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梆子也不说相声
我是1945年生
我考的是天津戏校的梆子班。我从小没听过梆子，一次也没听过。我考梆子班是因为梆子班有武戏。那年我周岁12，梆子那个调太高，第一次吊嗓，拉胡琴的老师就说：“这人是谁招进来的，这嗓子根本就不能要。”因为我父亲在天津有这么一号，人家也就招我进来。我喜欢的是武打，就改“武二花”(许褚和焦赞一类的力气角色，要翻跟头和摔跤)。我学了将近6年，差一年就毕业了。
后来在京剧团打下手、跑龙套，厉慧良先生(著名武生演员)听别人说我是马三立的儿子，就说：“你多余，你干这干嘛，你爸爸要是摊煎饼果子的，你在这儿挺好;你爸爸说相声那么好，你在这儿天天出一身臭汗，不值;你干脆听我的，别干了，改相声吧。”
我就想退学了，当时有一个梆子科刘主任刘海坤说，你别退，你要退了就前功尽弃了，我给你转到市曲艺团。他说句话，曲艺团就把我要了。不然我爸爸属于监督改造对象，不会再把他儿子招进来。
我家的几次转折
解放以后，我家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抗美援朝，我父亲去朝鲜慰问演出，去了三趟。1953年进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是副团长、政协委员，工资是253块，当时买一间房子都富余。那时我们家就可以烹对虾、吃螃蟹。
《买猴》是何迟写的，何迟是进城干部，我爸爸跟他不怎么熟，他写出一个段子来，交给曲艺团。曲艺团领导就把这个先给别人，别人演完不行，又给的我父亲。
我父亲有“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出人头地”的思想，你不是不行嘛，这本子给你们不行，我行。他老想冒尖，他就狠下了一番工夫，在家把这本子拆了改，改了添的。
果然一炮打响。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台、小无线电喇叭都播这段子，甚至毛主席到天津来接见他们这几个人还说“买猴子”、“买猴子”。但后来这个段子就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我父亲下了台打扫卫生，后台倒痰桶、打水。低着头出来进去，就是连捧哏的都可以欺负他。我爸爸是一个怪人。只要让他上台，你给他多少工资无所谓，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见观众。一站台上，他就从心里美。
他演出，报幕的不能报名，“下一个节目，相声《吃元宵》”，完了，谁表演，没有，不能报，门口牌子上演员名单也不写。但他不“攒底”不行，不然后边就没人看了，观众买票也是冲他来的。
我1965年到1970年在团内监督劳动，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不让回家。工资也没有，一个月给我15块钱，买饭票用。
25岁以后我们被送到南郊去，在南郊呆了7年。干活我(腰伤)使不上劲，就看菜园子、看玉米高粱。当时饿得我不行，我就偷一个老太太，她是五保户，一进门俩灶台上一瓦盆，盖着一块盖帘，都是凉山芋。老太太没在家，我拿几块揣在怀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就着大风全给吃了。后来这老太太还非要把闺女嫁给我，她不知道我(政治上)怎么回事，看我挺勤快，老给她干活，我又不能说我是监督改造，就说不到岁数。
一次开大会，我们这些人都得一边站着，群众都坐着，这老太太推开门就找我，叫我上她家吃饺子去。好嘛，这下子惹祸了，欺骗群众……
“地主”生活和练功生涯
一开始我爸爸属“516分子”被监督改造，一年多后逐渐就没人管了。我操持家务，我母亲心脏不好，烧大锅，蹲下都困难，就得我做饭、洗衣服、做被子。
我爸爸170元工资照常发，我的工资不给，但是170块钱一家人用富富余余的。
我隐隐约约感觉将来不管把我送哪儿，我要会点节目，也是一门手艺、技术。有时我就练功，我把院子里地平了，闲下来的时候翻跟头，背贯口，唱快板。
我父亲在家时，他一人坐那儿，我就问他，当年有一个《怯进京》我没听过，您给我说说，他就给我打头儿理。好多以前不爱说的或者没工夫说的，他有了充分的时间给我说。他从农村回来后，你再想跟他学点东西很难，因为他没有时间。
他不爱听我也给他说。我说：“我给您唱一段快板《百鸟朝凤》您听听。”“行，甭唱了。”“不行，我唱。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唱。”那几年，把原来会的东西复习了一遍。
1977年，我和父亲回到天津，由于没有平反的说法，老头不愿意上车，是我架上去的。之后的数年里，我从曲艺团帮厨开始，逐步恢复了舞台生活。相声界必须拜师才能被承认，跟自己父亲学是不行的。但老头辈分太高，我拜师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侯宝林先生帮忙，我成了已故相声大师“大面包”朱阔采的弟子。
(《扬子晚报》11.19 马志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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