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一辆合法出租车将所有税费相加，一年也不过3000元，相当于黑车罚款中最低的一个档次。隐藏在合法出租车与非法黑车中的不同政府获益，事实上已经完全扭曲了政府行为。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对出租车实施“总量控制”，越严格越能产生更多黑车，政府收益也就越多。
这不禁促使我们反思：打击黑车为何总会成为一张部门牟利的王牌？车主居然宁愿缴纳高于合法出租车的罚款，以换取营运权利。这充分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黑车有多黑有多坏，而在于出租车“总量控制”本身就是有很大问题的，甚至在哈尔滨通河这样的地方，已然成为政府部门牟取暴利的政策基础。
所谓“养鱼执法”，实际就是以执法的名义公开搞权钱交易，违法行为凭借缴纳罚款获得“合法性”或者叫“违法权”。这样的行为比之“钓鱼执法”，更直奔索财主题，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
必须警醒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养鱼执法”比比皆是，只要这种执法的背后涉及到部门利益或寻租贪腐。正如打黑必须首先打掉保护伞，“打击黑权”的重要性也远在“打击黑车”之上。
（《中国消费者报》12．14 盛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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