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

http://www.gmw.cn 2010-02-06 [字号：大中小]

　　●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因教返贫”。

　　●甘肃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会宁的过去与现在正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困局的典型缩影。

▲一户农家无力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只能“抓阄上学”。图中躺在床上的是“落选”的姐姐。

▲读书上大学，是会宁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希望。

图/任世琛

　　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

　　王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长期以来，教育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然而，新千年以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

一个西部穷县的教育样本

　　从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会宁县就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

　　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一孔土窑剥落得面目全非。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是光荣的――3个大学生的父亲。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几乎相当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王清源的幼年时代是在长辈“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读文化，崇文传统兴盛，科举传统得以延续和浸染。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

　　“文革”期间，“苦甲天下”的会宁成了知青下放的热门地点，三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把这里汇聚成一个学术高地。“会宁人把他们请到学校，而非牛棚。”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

　　逆势上扬的会宁教育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回报。此时期走出农门的甘肃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

　　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

　　2002~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近2亿元。这相当于维持一所重点高校运转的费用，相当于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截止到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3年又蹿升至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5年。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

狭窄的农门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车，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村子38户人家散布在一条狭长的沟谷里，连年干旱让这里的地表植物仅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杨树和榆树。

　　现在的乱庄是一个由小孩、老人和孤独的妇女组成的村子。几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们用劳力换来廉价的报酬，滋润着行将枯竭的家园。大约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

　　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几年前渐成气候。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墙壁被熏得发黑。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

　　这些聚集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初中学历，自1980年就外出打工，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的白内障。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被放大的“神话”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王清源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在很长时间里他都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远房堂叔王银邦，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1972年高中毕业后，王银邦当上了民办教师，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二弟王铜邦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

　　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

　　1985年王银邦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现居美国。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3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脆弱的赌注

　　2005年高考后，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提醒人们，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红灯频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功德圆满――商业贷款已提前耗完，无力顾及小儿子王卓，王卓不得不又贷了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以维持学业。

　　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由于长期受劳累、焦虑等心理困扰，王清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头痛，严重时还直打哆嗦。王清源怕到大医院花钱，就带她到村诊所抓了些土方。4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伴在突然喊了一声“痛”之后，就在炕上咽了气。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后来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王说。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压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2003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每月只给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扭头走了，最后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王清源告诫孩子，房子可以暂时不修，但债总归要还，本金腾不出来，起码利息得按时。

　　一再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在近半年时间里，王卓拿着简历在各类招聘场里抵抗汹涌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绝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坚守者和牺牲者

　　2009年末，蔚然成风的会宁陪读现象被媒体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在会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那些连高中都读不了的学生。”柴所指的这个群体与民间团体“会宁学子共济会”所致力服务的“高考牺牲者”不谋而合。

　　“会宁状元县是在很多牺牲者的基础上走出来的。”会宁学子共济会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会宁的教育失败在于：让很多失败者或牺牲者没机会读书。”目前，这个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开一个籽瓜，腐败的瓤化成一摊粘液喷泄而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于是给三个子女都轮流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说最挂心的小儿子已背负“信誉恶名”离开兰州时，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你能想象我的处境吗？”王清源摩挲着粗糙的手掌，“我连锄头都拿不动了，干看着娃儿遭罪。”另一边，兰州郊区一个破败的工业区里，王威放下父亲的电话后，也在内疚中变得心神不宁。他虽然有工作，但吝啬的老板却拒绝给他销售提成，还说不想干了就走，排队等这份工作的人还很多。王威开始感叹尊严沦丧，但沉重的债务剥夺了他谈判的资本。

　　陪读母亲武志霞最近则为女儿消极的复习状态而忧心忡忡。女儿说“今年怕是考不上了”。武志霞有点生气，“在会宁，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复读到考上为止”。

　　说这话时，窗外的小巷因为孩子们的放学而变得热闹起来。这些形状各异的院子日复一日地繁盛着，容纳各式希望，也见证落魄的逃离。胜出者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身份晋升，而失败者则前功尽弃，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渊。

　　（《南方周末》1.28　叶伟民　何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