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形成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特别到1937年为止，北大清华已逼近世界一流水准。个中原因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制度设计。
自主招生制度
其时，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亦不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因此
破格制度
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如清华在1930年前后的短短几年中，钱钟书、吴晗等均因某些单科成绩不佳而受阻后被破格录取。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提出以文学作品代学术论文，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掌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掌北大文学院后，破格聘请了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相对于同期的北大，清华先后破格录用了陈寅恪、华罗庚等名家。在晋升环节中，当时国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的规程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全国形成了一个30岁左右的少壮派的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
转系转学制度
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所谓转系，在当时只需经过有关专家的认可即可，联大时期则辅之以最基本的考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学子绝大部分并非根据传习、时见来选择“热门”专业，而是根据“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来选择；即便是向称“冷门”的数学、哲学诸系，亦不乏其人来加盟。
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央等顶尖名校均有转学考试，其时间与统考时间大都一致。学生新入校之后，乃需从一年级起步。清华改大后，其转学制度进一步规范，具体操作为：当有关系科学生人数显得不足时，各系科便呈报校方，拟招收转学生；然后从应考者中，择最优秀的一位进入本系，令其从一年级开始念。因此，经过高淘汰率的把关，转学生之素质仍可维持在相当的高度上，与正取生基本无异。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进一步补救：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也还有望在一年后通过转学生考试来进入理想的学府。
师资流动和知识共同体制度
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决定了大学的沉浮。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当然，这一流动得益于宽松的民政制度，其时无户口制度、无单位制度，因此人才的流动极为自由，成本亦极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长期处于最佳状态。
此外，无论是大学制度，还是教授流动制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存在并运行良好，都与知识共同体制度密切相关。在现代中国，知识共同体具有开放、自保、自救、相对独立和自我生长(更新、再生)的功能，可以凝聚各种资源，维护成员的基本权益，保护共同体的利益，并最终使知识界达到相对强势，抗拒各种强权的侵扰。
制度设计对知识界对民国大学的意义极为重要。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没有有效的制度设计亦是不可想象的。
（《学习时报》1.18 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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