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天上飞的教授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飞得没了时差，一下机就演讲。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在哈佛，杜维明的课堂最大
在哈佛，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
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课堂那么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地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我看这么一个大厅的哈佛学生，佛教徒般地虔诚。而杜维明，微偏着脑袋，右手捂住胸口又高扬起来，掏心掏肺地真诚！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几百个黄头发、蓝眼睛，把眼睛的追光跟着杜维明移动，身子是不动的。几百个人就是几百座雕像。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光明日报》2．26 陈祖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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