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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已来到中国

2010-03-0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长期以来,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且对其概述的史事一直深信不疑。

宋庆龄话中有话

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说:就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宋庆龄的话是有可信的史事为依据的。我手边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出两则:(一)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Martinwilbur)教授1975年出版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叙述,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二)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和影响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号(1903年2月15日出版),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其中云:“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5年11月创刊后,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报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

以上史事表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知道《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提出了“三民主义”。

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颇不乏人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并关注且宣传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颇不乏人。其中,就有梁启超。

《新民丛报》第十八号(1902年10月28日)上,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此文中提到马克思,他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与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同年冬,以所见所闻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其中又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后来在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提到马克思,他写道:“其麦喀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同年2月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

除上述之外,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天义报》、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新世界》杂志也先后刊载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学说的专文或译文。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名言。它的作者是一位伟人,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又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情趣的诗词家。他在写这篇雄文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顺利开过,正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之际,踌躇满志,来不及深入去探究史事,也能理解。今天,我们既不应为伟人讳,也不宜苛求于伟人,把史事弄清楚以免贻误后人就可以了。

(《书屋》2010年第2期 傅白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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