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给我们的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线附近。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经对一些官员进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可能会更合适。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媒体舆论日渐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在重压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和媒体、公众加深信息分享了。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中国官员们还是在试图改变自己，增强自己应对媒体能力的。比如，各级政府现在很重视培训工作，很重视网络舆情，还很在意能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更鲜明一些，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更委婉一些。
与国外官员相比，我认为双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过培训获得。差距主要在观念方面，我们的官员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不是“把它管住”，就是“随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动地运用传播规律、传播技能来与媒体互动呢？只怕这时就会有警戒的声音响起：言多必失。
然而，“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速度。所以，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我主张要让中国官员都“学会对话”，除了体制改革，还要有培训的辅助。当然，这需要时间，社会对此要有耐心，而我们的官员要有紧迫感。可能现在的差距大家还能接受，但若等到价值观完全冲突时，社会危机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冲撞出来，那就为时晚矣！
（《国际先驱导报》3．25 邓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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