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出版的历史传记《从格瓦拉到奎托・夸纳瓦累：古巴在安哥拉》中，作者爱德华・乔治认为，50年前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乎决定了20世纪末期历史的走向。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起视察工厂
刚果――初战受挫
1960年1月，声名如日中天的切・格瓦拉率领一个古巴代表团踏上了非洲的土地。“随着古巴在美洲革命的失败，格瓦拉日益相信，古巴输出革命的梦想应该被放到另一块远离美国干涉、但同样充斥贫穷和社会不公的大陆――非洲。”乔治对记者说。
1963年12月，格瓦拉本人到非洲考察，第一个选中的盟友就是比属刚果（刚果金）左翼激进反政府武装（CNL）领袖卡比拉。
格瓦拉充满乐观地估计，一场由训练有素的游击战士发动的革命战争，将在5年内解放刚果。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非洲革命力量，党同伐异，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当时，格瓦拉发现这些非洲同志“酗酒、迷信巫术，甚至不敢在夜间进行侦查和偷袭行动，浪费宝贵的援助物资”。为了迅速弥补这些劣势，格瓦拉将113名古巴现役陆军军人作为顾问，直接配备给卡比拉。
1965年6月20日，格瓦拉命令已经接受过训练的刚果游击队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偷袭一座水电站。然而，结果令人沮丧：在9天跋涉后，已经有一半的游击队员在丛林中落伍，剩余的也被卫戍部队轻易击溃。10月，卡萨武布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立刻发表声明，愿意和CNL进行谈判，并建议“一切外籍雇佣武装撤离刚果”。切・格瓦拉无奈结束了他在非洲的冒险。
安哥拉――从胜利到泥沼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动政变。葡萄牙新政府上台的首要举动，就是要把自己从“非洲泥沼”中拖出来。要知道，仅1971年，葡军在安哥拉的军费就占据了财政开支的40%。
葡萄牙撤军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立刻使各独立运动组织挥戈相向：刚果（金）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与南非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和接受苏联援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很快在安哥拉各处交火。对此，古巴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批500名军事顾问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协助训练MPLA部队。
相对于古巴的迅捷反应，当时苏联的反应却是游移不定且姗姗来迟。直到1976年1月8日，苏联才派飞机从哈瓦那运输军火与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从此时开始失去感召力，从而被迫走上了更为狭隘的实力政治道路。”爱德华・乔治表示。
1976年2月，随着MPLA在安哥拉压倒性的胜利，卡斯特罗和古巴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苏联。1977年，他信心十足地计划，将于次年撤回大部分古巴军队，仅留下一支规模不大的支援部队和一个军事顾问团。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安哥拉境内的扎伊尔（即刚果金）流亡者开始以游击战形势骚扰沙巴区。而UNITA在南非支持下，也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反政府武装。古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战争泥沼。
1988年，古巴在付出了伤亡1.4万人的代价后，最终宣布撤回驻安的所有军事力量。
难以定论的古巴之路
如何评价古巴在非洲近30年倾力而为的努力？尽管许多西方右倾政治研究者将其斥为苏联“冷战”阴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其仍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无论在大国或小国的外交事务中，都非同寻常。
从1975至1991年，安哥拉仅为古巴工程人员和医疗志愿者支付了大约2500万美元的费用，与古巴16年间的庞大投入相比，无疑是九牛一毛。据统计，在顶峰时期，安哥拉2/3的医疗人员为古巴志愿者，仅在1977年1月至9月，古巴医疗卫生队就付出了超过3000人的伤亡代价。
当然，无可讳言的是，卡斯特罗关于将非洲“从原始社会直接推进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古巴先后军援的国家至今仍饱受政变、内战、自然灾害的蹂躏。
“但古巴失败了么？我并不那么看，古巴自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第三世界政治合作理念，包含了格瓦拉的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卡斯特罗务实而灵活的判断，从而始终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寄托。”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克里夫・福斯说，“截至2008年，包括智利的查韦斯、巴西总统卢拉在内，拉美有6个国家政府为左翼激进改革派。2008年12月，在墨西哥举行的里约集团27次部长会议上，被拉丁美洲排斥了40年的古巴被重新接纳为会员国，而美国代表则缺席会议。”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非洲纳米比亚的最终独立，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都可以被看做肇于古巴援安之举。正如1991年曼德拉访问哈瓦那时对卡斯特罗所说的那样：“古巴15年来的所作所为，堪称非洲历史之转折点”。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3期 朱步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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