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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贩婴案遭遇“无人认领”尴尬

2010-04-1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3月4日,在武汉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喻立香团伙贩婴案开庭审理。

被告席上,23名被告人一字排开。这是一个由喻立香和其前夫、情人、姐妹为主要成员的家族式贩婴网。该团伙4年多时间,累计从云南贩卖了49名婴儿到河北。去年6月10日,喻立香在运输3名被贩儿童时,被武汉铁路公安控制。

案发:控制可疑“夫妻”

2009年6月9日上午10时30分许,由云南昆明开往湖北武昌的K110次列车,正运行在曲靖至宣威区间。

乘警李彬翔和王建智在车厢内例行巡查。两人来到8号车厢,发现3号和4号下铺坐着一对男女,各带着1名女婴。两人自称是夫妻,所抱孩子为亲生的双胞胎。

但乘警随即发现疑点。叫吴树生的男子面色黝黑、衣服邋遢;叫李璐的女人皮肤白皙、举止斯文、穿着得体。

“觉得两人很不般配,完全不像夫妻。”在武汉铁路公安提供的影像资料中,警员马庆介绍说。另一个让乘警生疑的细节是,根据目测判断,两名女婴不像双胞胎,一个皮肤光滑,大约出生50多天;另一个脸上皱纹都没长开,像未满月。

乘警上前仔细攀谈,发现两人对孩子态度很不耐烦。面对乘警对其出行目的的询问,两人回答也不一样。

随后,乘警在7号车厢发现了怀抱一名女婴的中年妇女喻立香。她用的尿不湿、奶瓶、奶粉等与李璐“夫妇”用的是同一个品牌。在警方问讯中,李璐“夫妇”与喻立香均称互不认识。但警员却从喻立香的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李璐的联系方式。

面对诸多疑点,两名乘警联想到K110次列车上曾破获的多起贩婴案,随即向武铁公安处报告。

6月10日上午,武铁公安处派员从咸宁站上车,协助乘警将三人带回审查。三人交代,三名婴儿是在云南花3万元买的,准备带到河北涉县转手卖掉。

团伙:牵出特大贩婴网

据李璐交代,他们从云南买来婴儿都交给一个叫“老娘们”的河北涉县女人,由她联系买家。

“老娘们”真名杜明花,46岁,河北涉县偏店乡赵峪村人。随后,该案十多名同案犯相继被捕。

一个家族式贩婴团伙浮出水面:喻立香为首,姐姐俞东丽、妹妹俞小芬、前夫杨刚田、情人刘乔关、侄女婿龚饶才、表侄饶玉焕、弟媳冯慧仙等十余云南籍人,负责在云南收购婴儿。李璐、武风林和吴树生等人负责中途运输。孩子运到涉县后,作为喻立香的下线,以杜明花为首的涉县人负责找买家。

截至2009年8月15日,武汉铁路警方共逮捕该团伙23人。

负责公诉此案的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公诉处处长丁山介绍,喻立香不仅仅把很多亲戚拉入团伙,连房东、雇主等都被拉进了她的团伙。

庭审现场,前夫杨刚田否认参与犯罪,称只是陪同喻立香看婴儿。情夫刘乔关说,虽跟喻立香生活,但对其犯下的罪孽不知情。其他多名被告人,也纷纷否认自己对犯罪事实知情。

主犯:曾有被卖经历

2010年3月4日,武汉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喻立香特大贩卖婴儿团伙案。

庭审现场,喻立香称自己也是被贩卖的受害者。

武汉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提供的起诉书显示,1968年生的喻立香属于文盲,20多年前,被人从云南拐卖到河北,随后嫁给河北涉县人杨刚田为妻。多年后,才与老家的姐妹等家人取得联系。

2004年12月,她和前夫杨刚田捡了名女婴。养了4个月,有人说长得难看,不如卖了。2005年3月,夫妻俩以6000元价格卖给他人。喻立香称,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拾。

武汉铁路检察分院公诉处处长丁山介绍,据他所知,有4个孩子的喻立香曾动过卖亲生女儿的念头,结果团伙中有人劝她“虎毒不食子”而放弃。

利润:获利一两万元不等

在杜明花、喻立香等人交代下,警方先后找到了46名被买卖的儿童。

涉县张晓燕回忆,自己去年花35000元买下一个男孩。

张晓燕花35000元买下的男婴,并非喻立香团伙中所卖婴儿中最贵的孩子。

2009年5月,喻立香在云南省师宗县买了一名2岁男孩,经杜明花介绍,以39000元,卖给涉县固新镇孔家村一对夫妇。

武汉铁路公安刑侦处副处长崔志洪介绍,2005年,该团伙所贩卖孩子的价格,一个女婴大约六七千,一个男婴在一万二到一万五左右。到了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一个男婴可以卖到近4万,女婴则可以卖到2万左右。

杜明花称,每次她负责联系买家,双方自己谈价,谈成后由喻立香这一方给她“辛苦费”。杜明花的“辛苦费”最初是卖掉一个孩子300元,后来涨到了1000元。截至案发,杜明花得到“辛苦费”2万多元。

下游:很多女婴卖往涉县

武汉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崔志宏,几乎参与了在涉县所有解救行动。让他意外的是,别的地方被拐卖和收买的主要是男婴,而在涉县被收买的有很多女婴。

3月10日,武汉铁路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警方对其中26户收买婴儿的家庭分析发现,26户收养家庭中自己生有儿子的有12户,甚至有5户有两个儿子,但他们还是想买一个女儿。

警员们总结称,涉县存在着严重的“儿女双全”、“养儿防老”、“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等旧传统、旧思想,从而给拐卖婴儿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给像杜明花这样专靠给人介绍婴儿买卖的“中间人”以可乘之机。

因为买家有“儿女双全”的要求,喻立香、杜明花等人都觉得,“卖孩子是做好事”。

“我们这边是革命老区,农村人都想儿女双全,觉得这样老了才有依靠。我根本不懂法,不晓得这是贩卖人口,还以为是帮别人忙,做好事。”杜明花说。

3月10日,武汉铁路检察分院公诉处处长丁山介绍,喻立香等人交代,有3名儿童在运输中死亡。因只查证一起,只有1名婴儿的死亡被起诉。

上游:“生娃比养猪赚钱”

3月15日,说起在涉县被解救的46名孩子的下落,河北涉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景平显得有些尴尬。他介绍,每个孩子被解救后,都抽血采集了血样,并送到公安部建立的打拐DNA数据库比对,查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截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孩子比对出亲生父母。”杨景平分析,没有比对到亲生父母说明这些孩子被卖后可能无人报案,那么极可能就是父母自己把孩子卖了。

“我们那个地方穷,有些人专门生小孩卖,也不讲究个啥。你给她钱把孩子抱走,只认钱不认人。”在武汉铁路警方提供的影像资料中,喻立香曾这么说。她称,自己曾与个别被贩卖婴儿的父母接触过,“穷得油盐都吃不上,房子都是破的。”

参与办案的警员介绍,已解救儿童不少被卖时刚满月,盗卖这种年龄的新生儿可能性很小,可能是亲生父母为牟利而主动出售。

3月11日,喻立香的辩护律师韩星称,喻立香团伙案与其此前接手的拐卖案最大的不同,在于该案不存在“拐”而只有“买卖”。

武汉铁路检察分院公诉处处长丁山称,其多次提审几名云南籍被告人获知,当地有些贫困地区有这么一种说法,“生孩子比养猪赚钱”,部分贫穷的地方把生孩子当做一种赚钱的产业。

3月15日,涉县铁路派出所所长王培强介绍,武汉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崔志鸿曾带领警员赴云南查找上线,并寻找被解救儿童的父母,但失败而归。

结局:无人认婴的尴尬

2010年3月29日,武汉铁路检察分院公诉处处长丁山介绍,喻立香案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宣判了。

在司法机关希望严厉打击人贩子的同时,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该案中的买家至今没有一人被司法机关予以处罚或打击。

3月15日,涉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景平介绍,武汉铁路警方离开后委托当地政府处理被解救的孩子。“这些孩子,目前基本都送回给了买孩子的人家。”杨景平介绍,没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政府也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只好把孩子还给买家。

在涉县铁路派出所所长王培强看来,此案办得有点“虎头蛇尾”,没有一个孩子被真正解救。

3月11日,喻立香的辩护律师韩星解释,刑法规定只有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婴儿才算拐卖,而收买孩子的家庭买回去是抚养,因此不能算拐卖儿童追刑责。

“只要这些家庭不阻挠公安机关解救,孩子亲生父母要人的时候也不刁难,一般都不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违反这两条,才会对其进行打击。”丁山说。

“找不到亲生父母,如果把这些孩子送到孤儿院,势必影响他们未来的成长,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这名警员说,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新京报》4.1 褚朝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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