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四年（1647年）时，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人只有3.5万。从理论上说，只要在旗，清政府都会负担其生计。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过活，此外，每丁（成年男子）给50亩地，算是上了份保险。
那么，
官小俸薄，不足自养，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粮食，两者合称“钱粮”，当时粮食多从南方漕运而来，路途遥远，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下层官兵很难领到新粮。考虑到收入微薄，无以维持体面，清中期后，除钱粮之外，略大点的官还会发“养廉银”，一般是每年40两，近于今天的“绩效”、“岗位津贴”之类。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要求水涨船高，到光绪时，普通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17两，外加20斗米。吃工资队伍日益庞大，成了沉重的负担。此外，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粮很难按时发放，只能折钱，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
为应付财务危机，清末政府只好乱发货币，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导致银贵钱贱，此外，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咸丰时期，普通军人只能拿到六七成工资，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这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固然有指挥无方、武器落后、体制腐败等原因，但与士兵工资低，饱受克扣，也有一定关系。
“大锅饭”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当时，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射击时不会瞄准，缺乏纪律性，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老百姓玩，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次诏裁旗饷，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月饷银一两，已不足糊口，到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北京晨报》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