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九位社会学者发表了一份题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的呼吁书。
呼吁书写道：“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他们呼吁所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自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想过再回家做农民，而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这些年轻人选择终结生命的社会深层原因。
呼吁书说，“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正是“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这些学者说，“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这种弊端“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且“在劳动者这一方难以为继”。
九位学者认为，要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不简单是个给“公民身份”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呼吁书称：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南方周末》5．20 何忠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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