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浦镇东大街“48号”曹家厅，是傅雷4岁随母亲生活的居住处。房子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如今两扇木门锁着，墙上是一块浅棕色大理石的“傅雷故居”铭牌。
1908年出生的傅雷，在周浦生活了八年。对于周浦的童年，傅雷用了惨淡的八个字：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傅雷4岁时，父亲蒙冤入狱，不久弃世。母亲为营
幼年傅雷不喜读书，学堂老师找到他家，责备母亲管教不严。晚上俟傅雷睡熟，母亲跪在丈夫灵牌前痛哭，儿子的逃学让她万念俱灰：不如我们母子都随丈夫一起去罢。她找出一块很结实的土布，把熟睡的儿子捆绑起来。傅雷惊醒，他猜到母亲的疯狂念头，声泪俱下地求饶，绝望的母亲继续把他拖向离家不远的水塘。直到邻居把母亲推倒，才救出傅雷。
傅聪回忆说，傅雷童年时由寡母带大，住浦东乡下，孤独寂寞，偶尔看到窗外，春天时有一只蝴蝶飞来，已是最美的回忆了。12岁的傅雷，到上海徐汇公学读书。母亲孤身在周浦住了24年，直到1936年去世。傅雷从法国留学归来，1932年与朱梅馥结婚。从时间上看，傅雷与朱梅馥夫妇应该共同来过周浦老家，看望年迈的孤身母亲。
傅雷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闻名，一样令人“闻风丧胆”。在给儿子的信中，朱梅馥委婉提到傅雷暴风骤雨式的个性：“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的。”傅雷曾打傅聪，在他脸上留下伤疤，朱梅馥无法责备丈夫，内心忍受着煎熬。
傅雷名“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把自己住所叫“疾风迅雨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傅雷“生前”没有单位，靠翻译稿酬生活。1959年后，他“蜗居”，不外出。在“文革”中，傅雷夫妇自戕而亡。傅聪回忆，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他对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
傅雷幼年，母亲绑他一起赴死；傅雷晚年，妻子陪他共同辞世。母亲和妻子，是最希望儿子和丈夫永生的两个女人，前后相隔五十余年，她们竟然有如此相同的决绝。
（《文汇报》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