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家家“蜗居”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他们说，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同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
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房子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3口人。3.6平方米,在当时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不仅在上海，1978年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统建住宅哪怕1平方米也没建造过。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学者杨绛后来回忆，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人们发现胡乔木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写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请求为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解决全家蜗居之难。而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1978：酝酿变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
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
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80年：邓小平支持房子买卖进入
1980年1月8日，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深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此前，因为缺少资金，骆锦星正为解决两万平米干部住房发愁，偶然听一个香港朋友说，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
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在当时，出让土地是犯法的。为了找一个合法的理由，骆锦星突然记起了“马恩列斯”，希望从“祖师爷”那里找到理论根据。
他在《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这一节中，查到列宁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后者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试着干吧。”
有了这一表态，骆锦星很快就和一位香港老板谈成了合作，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这一天是1980年1月1日。
就在当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证住宅属于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随后，围绕着福利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报纸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罕见地报道了吉林推广四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这批住宅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4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一片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旁边，对胡耀邦等人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言论，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卖的”。他指出：“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也可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
80年代中期：“房地产”
1984年，美国记者莫里斯敏锐地发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门的北京，正在努力往东发展。变化不只发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万科、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这些房地产企业都出现在1984年。
1987年就要过去之际，深圳举行了一次拍卖会。槌声一响，一块8858平方米、紧靠水库的土地，最后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了主人。整个拍卖过程只持续了17分钟，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
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接着是在上海。又过了4个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紧接着，《土地管理法》也进行了修改，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
1998年：终结福利房
1998年2月28日，朱?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亮明态度：“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这不但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的转换期，也是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
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常乐乐，听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觉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曾指着学校后边的一块空地说，3年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当时我很高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现在国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钱买啊？”
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是这么说的，某单位分房方案中规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广告：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龄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2003年以后：房价与财富
当年那个对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备感失望的常乐乐，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元，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终于在南京近郊选中了一套住房。她感叹：“一辈子的打拼，就为了一套房。”
原先对贷款颇有顾虑的中国人，才过了没几年，就把“按揭”这个外来词语挂在嘴边。2000年5月底，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经过8年的发展后终于超过了100亿元，但此后仅过了5个月，就一跃变成了200亿元。
那段时间，中国和美国的两个老太太的故事广为流传，燃起了许多人的消费热情。最流行的版本是这么讲的：中国老太太省吃俭用一辈子，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却没机会住了；而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享受了一辈子，临终前还完了银行的贷款。
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就得习惯在高房价底下讨日子。从这一年开始，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将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突破一万元、两万元，看着一次又一次地宏观调控最终换来房价新的增长。他们会逐渐习惯“房奴”、“蜗居”这些此前闻所未闻的词语，并且把买房的计划一再推延，选房地点也离城市越来越远。
（《青年时讯》总第491期 卜凡中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