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人不准从政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自己则
“小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不理解大伯父为什么这么做，后来父亲告诉我，是大伯父牺牲了自己救了整个家族。当时的军统已经掌握了张家所有亲属的资料，而军统局长戴笠是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张家人的。宋美龄当时承诺只要大伯同意送蒋介石一起回南京就保证张家的安全。”虽然张学良用后半生的自由换取了家族生的希望，但却没有改变张家人在历史漩涡中颠沛流离的命运。
张闾实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通过课外读物才知道自己身世的，“在台湾的新家挂着一幅老照片，照片中一个老人着军服拿把指挥刀，两边站着两个小孩也着军服。母亲说中间的是爷爷，右边的是父亲，左边的是五伯父。后来念小学时偶然在一本课外读物上看到了描写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内容，其中的人物画像和家里照片上的爷爷一模一样，回家问过长辈才知道原来张作霖就是从未见过的爷爷。”
张家的小孩从小就被教育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不能多说话、不能乱问问题，为人要低调。张闾实的父亲在香港、澳门的时候甚至隐姓埋名过日子，以此遮掩自己的身份。
在书中，张闾实总结了张家男人的性格：有话直言，先做再想，一切都以心中的直觉为优先。“就像大伯张学良晚年总结‘西安事变’时只说了一句――从没后悔过。他没考虑过个人利益，就是觉得该这么做。”张闾实说，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家族性格，加之上一辈政治生涯的伤害让奶奶寿夫人立下家训:所有张家男孩子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做个普通人。现在的张家后人分别从事航天科技、贸易、物流等各行各业，大家生活都很低调，不会提起身世，甚至不太愿意让外人接触他们。
张闾实表示，他们从当年艰苦的生活到现在丰衣足食，从来都没有用过张学良的名号，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过来的。
张学良从不参加亲人葬礼
“有一天坐着一辆漂亮的外国大车来到了一个大木门前，跑过来很多人，询问完还看了证件，大门对面有个‘派出所’，通过盘查，大木门才打开让车子开进去。进门后有个大花园，里面房子很大，摆设也很特别，这时看到一个胖胖的老人，戴个眼镜，旁边站着一位像校长的女性，这就是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在张闾实看来，张学良的软禁时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初期，那时的张学良几乎跟外界隔绝，亲属也很难见面，到了晚期相对好了很多，逢年过节都能见到；第二阶段是蒋经国执政时期，那时，张学良可以在岛内随意走动，但还会有很多军统局的人跟着；第三阶段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晚年的张学良最后决定离开台湾，定居夏威夷。
在张闾实的印象里，“大伯很喜欢小孩子，玩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给当马骑，可是孩子长大成人后，他就不太喜欢了，觉得大人该有大人承担的责任了。他对我们用的、玩的东西都很感兴趣，能够感到他对外面社会变化完全不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不知道消费变得越来越贵，过年时他给晚辈包的红包一直都是200元，20年没有变过。”
张家人很多都搬到了台湾生活，但生活习惯从未改变。大伯张学良最爱吃东北菜炖茄子和水晶蹄?。张闾实母亲炖茄子的手艺是最好的，也最合张学良的胃口。“大伯有时候馋了会来我家里吃，有时就打电话给我母亲，说弟妹啊，再炖点茄子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闾实越来越理解和敬重大伯，但有一件事却让他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那就是大伯张学良没有参加张家任何一位在台湾亲人的葬礼。“可是我们看到过他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亲人的葬礼却没参加过，也许大伯有他自己的考虑吧，不管原因是什么，都无法考证了。”
张家人活在历史的阴影下
台湾将张学良视为叛将，这种政治舆论和情感导向让张家人在现实生活中吃尽了苦头。
张闾实念书时，有一节刚好讲到张家的历史，历史老师特别让他出去不准在课堂上听。当他回到教室后，同学们鄙视和排挤的眼神让他记忆深刻。他问一个同学老师讲了什么，对方告诉他最好不要听，“老师讲得很激动，听了会难过。”
知道自己身世后，张闾实就一直谨慎地过日子，“我们家过得一直比较辛苦，父亲来台后拒绝替台湾当局做事，就到‘大陆工程公司’工作了七八年，后来自己开了贸易公司，做建材买卖，也开过餐馆。父亲有一次求职，老板得知他是张学良的六弟，就讥笑说，张家人还需要出来找工作吗？父亲回家后独自坐在客厅落泪。”
服兵役的经历，让张闾实更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政治压力。他入伍的第一天就被辅导长叫进办公室，告诫他言行要小心。“每周四军队有政治教育，我都要一个人面对全军做思想报告，讲讲我的学习体会和心得。那段时间被整得很惨，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出操，训练时没完没了地跑圈，有时还会无缘无故招来一顿打。后来才慢慢好些，熟悉和了解我以后，大家才不把政治看得那么敏感。”如今的张闾实每每提到这一段经历仍心有余悸。（《看天下》2010年第15期孙晓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