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请缨
我从1950年开始做周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岁。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
1974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工作，并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医院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由于此前对总理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总理已于上午9时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的遗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帮助处理总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
当天晚上，为周总理做遗体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见过总理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为总理穿衣整容
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厅总理家里送来了总理的衣服，我一看，衬衣太旧了，除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发黄，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我心里很难受，于是问可否换一件，但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穿衣的时候，我们发现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
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只要刮破一点儿，就会出现一块“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和他的徒弟薄师傅强调，一定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
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还托人给总理捎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总理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医院为自己理发。
朱师傅非常熟悉周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我和马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
（《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10年第25期韩宗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