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之后，杨绛先生写出新作《俭为共德》，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糜而担忧。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杨绛就说过：“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练人品。”果不其然，杨先生年龄越大，越是彰显出了她的人格魅力。
高尚做事，低调做人
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
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所做的高尚事，实在太多。咱们还是说钱先生辞世后这12年的近事吧。
头一件大事，是出了十三册《钱锺书集》；第二件是出版了五册《宋诗纪事补订》；第三件是《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书；第四件是《我们的钱瑗》成书。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要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
杨绛开始了“打扫现场”，她把钱锺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进行了分类处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钱锺书手稿集》，是由商务印书馆斥资三百万元，以高科技手段影印出版的。之所以取名《容安馆札记》，乃是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审容膝之易安”(审，诚知；容膝，仅能容纳双膝，描述所处地之狭小也)。这些笔记，随着钱锺书一生颠沛流离，伤痕累累，但毕竟可以让人从中看到钱锺书怎样变成一代巨匠的踪迹吧。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本息已经升值为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获得“好读书奖学金”的贫困青年，不断给杨先生写信致谢。这些获奖的青年看到杨先生家居陈设简朴没有装修，无不为之动容。这个小区的某邻居也说：“这老太太犯傻，好几百万能买多大的一座别墅啊！”杨先生说：“人的追求境界和想法，有没有‘形而上’，总是不一样的。”钱、杨二老一生朴素，也证明了《俭为共德》的言行一致，从我做起。
晚年作品有重要文献价值
杨绛晚年所写的《我们仨》、《怀念陈衡哲》，还有《我们的钱瑗》，它们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品位，而且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举一例。现在通过《怀念陈衡哲》，杨绛披露了胡适与钱锺书不仅认识，而且还留下过一首旧体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他俩是通过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认识的。他们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有过亲切深入的谈心，谈当前时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去留。当时这五六个人(半打)代表三个家：钱、杨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也倾向于留下；胡适却是不可能留下的。
钱、杨为什么不走呢？如果选择离开大陆，条件会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朱家骅曾许给钱锺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邀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送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也曾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K.G.Spalding到1949年3月中旬还来信，希望他们赴英。但两人不为所动。钱锺书和杨绛决心留下，一如他们1938年秋天义无反顾地从欧洲急忙登轮返回烽火连天、家破人亡的祖国。
理由很简单，正像钱锺书同年三月给同窗Stuart的信上所说：“Still,one，slotiswithone，sown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文汇报》6.6舒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