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地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

    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提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羊城晚报》8.20 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