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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母钱琪，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以99岁高龄于今年9月教师节前夕去世。在世俗的眼光中，她是一位“苦命”的老人，中年失去丈夫和儿子，老年失去唯一的爱孙，一人独居，没有亲人做伴。她的职务不高，物质生活简朴，一生与名利无缘，只是一位教钢琴基础课的普普通通的老师。但她以钢琴为伴侣，以学生为子孙，精神生活充实、性格开朗，是一位向人间传播光明和幸福的音乐教师。
我们家的“咪咪叔”
姑母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中，有四位嫡亲和非嫡亲的母亲，十位兄弟姐妹，我的父亲是老大，她排行第六。她的亲生母亲在她出生不久去世，由我的祖母抚养，长大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力更生地完成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当时的上海国立音专）的学业，自主结婚，独立成家。当时，她和我的家庭保持了良好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为她起了个爱称：“咪咪叔”。这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称姑姑和叔父同样为“叔”，由于她比我的大哥只长四岁，所以加上“咪咪”二字。
在我们全家，她和我最为知己。我们两人年龄相差11岁，她的专业是音乐，我的专业是工程，但是我们的性情相近，理想相同。当我们同在上海时，我在1941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她在上海解放后，就多次申请入党，直到1983年、已届71岁高龄时，才被批准入党。我们在42年后，终于成了党内同志。
她让我坐“冷板凳”
姑母在1938年从国立上海音专毕业后，1949年至上海音乐学院任教，1953年被聘为副教授。“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1973年平反，1986年退休。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仅对学生耐心教导，而且自己一直坚持每天练琴，钻研业务，给学生做示范演奏，始终坚持不懈。住在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能在每天清晨听到她的琴声。她的敬业精神使许多学生受益终生，几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名人。当今著名的钢琴家、教育家周广仁教授以及音乐学院的很多教学骨干，都曾是她的学生。
退休后，她仍在家里教琴，直到四年前因摔伤住院治疗。她的家里，经常学生满堂，从几岁的幼儿到年长的爱好者，她都一丝不苟地教授。即使在家里，她的教学时间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有一次来上海，未经事先约定，在傍晚时分去她家，当时她正在授课，我等候半个多小时，直到学生离开，才进入她的客厅。说实话，我多年来还没有坐过这样的“冷板凳”。她告诉我，那几位学生是从浙江乘坐火车来的，还要在当天晚上赶回去。
琴声和微笑留在人间
咪咪叔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劳景贤教授，是一位声乐家。我至今还记得抗战前他们学校在南京举办音乐会时，他在台上引吭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时，满座的叫好声。解放后遇到他们，他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系主任。
姑父在“文革”时受迫害病逝。他们的儿子劳乃忠“文革”时在江西被迫害致死，“文革”后才平反。咪咪叔抚养了他的遗腹子劳志雷，从此祖孙俩相依为命。不幸几年前，小雷罹患癌症，先她去世，全家仅留下她一位孤单老人。
在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下，她依然坚强面对，把失去亲人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里，她展现给周围人们的，依然是那熟悉的微笑。
（《文汇报》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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