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一个摇铃行医的江湖郎中到如今年销售额130多亿的“庞然大物”，同仁堂342年堪称一部宏篇史诗。

　　百年官药一夜消

　　康熙八年（1669年），任太医院吏目的北京乐家四世祖乐显扬在京创办“同仁堂”药室。他的祖先乐良才在明朝末年挑着扁担从宁波颠簸至北京。几代人在恪守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的同时也不断囤积家业，到了第四代乐显扬，乐家终于在京城有了这间安身立命的药室。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乐显扬的次子乐凤鸣在北京大栅栏开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同仁堂药店。综合大量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祖传配方等，乐显扬编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同仁堂“秘方”。并将将宫廷书法家孙岳颁题词的“同仁堂”牌匾悬挂于大堂之上，成为同仁堂数百年来一份无价的固定资产。

　　雍正元年（1723年），乐凤鸣在惶恐中接到来自紫禁城里的一道圣旨，得到为皇家独家承办官药的皇差。

　　然而，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就此灰飞烟灭，同仁堂188年的官药生涯随即终结，没人知道失去了宫廷御药桂冠的同仁堂，能否继续它昔日的辉煌。

　　家族纷争现端倪

　　辛亥年间，各房子孙开始为了个人利益而变着法地侵蚀这个乐家老铺。

　　“同仁堂的秘方以前都是单传，一直到了我曾爷爷那辈才开始各家都有。我一共有四个曾爷爷，也就是四大房。”83岁高龄的同仁堂第十四代子孙乐侠介绍。

　　当时，同仁堂实行“四房共管”，即大事一起商量，铺东由各房轮流担当；每年从同仁堂柜上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均分给四房，每房一万两，年终不再分红；各房可以共用祖传的配本，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同仁堂字号。

　　事实证明，在一个缺乏统一领导的多头格局中，混乱是必然的结局。乐家四大房纷纷开设起自己的药店，宏济堂、乐寿堂、怀仁堂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了增加自己的销售，各房阴招尽出，不仅将自家药品拿到同仁堂店内寄售，还变着法儿拿细料库的参茸、犀角、冰片给自己家的店铺做药。

　　“我十爷爷（乐达义）当了14年的京师警察厅督察处长，他就把他的手下调到细料库里把门。”乐侠说。各房终于不敢再“假公济私”，同仁堂的成本控制也算有了节制。

　　达义大刀斩乱麻

　　四房共管的时代仍在继续，乐家各房的分店风生水起，但供他们寄生的同仁堂却因各房的私欲肆意而日渐衰弱。

　　卸去公职的乐达义决定一改这种局面，主政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取消寄售制度。

　　“四把大锁把门，到了配药的时候，各房必须都在场，这门才能打开，否则谁也不好使。”乐侠说。同时，每一笔进出账目必须盖齐了四大房的章才有效，也就保证了各房难以自作主张做出两套、三套账。

　　在乐达义大刀阔斧的“诊治”下，四大房内斗渐息，同仁堂的账本上从此再从大片赤字变为满目盈余。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同仁堂又笼罩上了一层迷雾。大栅栏的同仁堂老铺成了日军不时“光顾”的场所，不仅时有日本人拿着日本天皇的照片当成“天照大神御照”要求同仁堂高价购买，更有代表日伪当局的日本商人以合作的名义染指同仁堂以窃取秘方。

　　不知是因为送礼送到了家，还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药商已经无力再“投资”，“合作”之事不了了之。虽做到了善其身，但如此的乱局之中，同仁堂的重心已经无法聚焦于经营本身，而已各自开花的同仁堂老四房子孙开始兼济天下，卷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潮中。

　　1947年，乐达义去世，乐松生接管同仁堂，终于等到了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百废待兴。1954年8月29日，历史上供奉御药的同仁堂在经历了285个春秋后，成为新型的公私合营企业，发展也就揭开了新的篇章。

　　（《京华时报》9.16 苗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