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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光明日报的各种故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相当丰富。”周汝昌开口便说。
“学术生涯的纪念日”
周汝昌曾经精心保存过一张报纸——1953年9月10日的光明日报，却在十年浩劫中不知所终。
“这份报，对我有极特殊、极重大的意义。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说起这份报，周汝昌感慨万千。
那时，35岁的周汝昌从北京赴四川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执教，清逸出众，很受瞩目。谁也不知道，有一部“惊世之作”，将在这位忙碌的教员手中诞生。
1953年初秋，《红楼梦新证》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出版了。
当年9月10日，周汝昌惊喜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大方块”，中间用大号字体写着“《红楼梦新证》出版”，下面几行小字，写明了著者、出版社，并对内容及价值进行了简要介绍。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对我作品的报道，也是我平生的一件大事。在那种文化氛围下，光明日报率先关注红学研究，确有学术品位和胆识。”从此，光明日报在周汝昌心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学术鼎盛期的“舞台”
第二年6月初，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副总编辑的聂绀弩点名见他，交给他一项工作：校订新版《三国演义》。
“这一校可把我吓坏了，人名、地名、宋元时代的成语，都给改得一塌糊涂。”周汝昌详详细细地写了篇工作报告，把这些错误都罗列了出来。
报告得到了聂绀弩和当时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领导职务的巴人的大力赞赏。巴人嘱咐周汝昌：“把报告写成文章发表出去，也给咱们新版《三国》做个宣传。”文章很快定稿。过了些天，周汝昌一看：发表了，又是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这篇署名“孙模”的文章格外显眼。
从此，周汝昌开始主动向光明日报投稿，频频发表。光明日报成了他学术鼎盛期慷慨而歌的一个舞台。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2年发表的连载长文《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这组文章以散文笔法灵活而翔实地书写历史故事，把曹雪芹鲜为人知的身世与经历描写得引人入胜。正是在这组文章的基础上，周汝昌写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曹雪芹传》。
“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
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而导致的“批俞”(俞平伯)运动开始，周汝昌也受到牵连。就在此时，他又患上了盲肠炎，只好带病在家审稿。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天，周汝昌的居所迎来了一位客人——时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编辑的章正续。原来，时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学遗产》专刊准备发表一系列纪念文章，便由章正续登门约稿。眼前的一切震撼了他：七口之家挤在几间小平房里，周汝昌的“书房”窗户正对公共厕所。瘦弱苍白的周汝昌身着一件破旧棉袄，一抬胳膊，直往外掉棉花。
过了一段日子，社领导突然前来看望周汝昌，并提出为他提高待遇。从别人口中，他才得知，章正续回报社后，颇为痛惜地向社领导汇报了他的境遇，并在报社支持下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发出“善待知识分子”的呼吁。
“我特别感谢这张报纸，它不仅关心文化，还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精神世界。”周汝昌动情地说。
正是这种情缘所致，周汝昌一直很关心光明日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特撰《七律二首》致贺，首选也是投给了光明日报。他说：“只要脑子还转得动，我就愿意多为光明日报写文章。”
(《光明日报》12.2 单三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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