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它征集了5.1万人签名的方案，意在表达这样一种诉求:让“异地高考”制度早日落地。

　　这种积极的主观愿望固然值得称道，但问题是，“异地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异地高考”推行之难，和户籍改革之难有异曲同工之处。户籍改革从技术上讲没有任何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

　　“异地高考”同样如此，从技术上讲，将高考与户籍脱钩一点都不难，甚至说制定出一整套的方案也轻而易举。可问题是，“异地高考”诉求的目标，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和获取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而“异地高考”之“异”，在于不同的考生群体，由于外在因素的制约，从而在分享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异地高考”的症结,不在于考试地点和经常居住地之间存在的空间差异。

　　或许有人会说，难道“异地高考”真的要等到地区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和机会公平之时，才能把理想带进现实？在我看来，这倒也未必，关键是有没有更大的魄力推行高校招生改革。

　　改革的路径无非有二，一是打破地域限制，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录取，所谓“异地高考”也就变成“就近高考”。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无视地域差别，不仅有“一刀切”的嫌疑，还会助长应试教育，可行性并不大。二是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由高校按照学生的资质和能力来自主录取考生，兼顾区域录取率的平衡。当然，这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要达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先试点，然后逐步推开，一步步地往前推进，总要比困在户籍的藩篱中停滞不前好吧？

　　（《中国青年报》11.1 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