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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拉贝。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这时，却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贝德士：冲破封锁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轰炸，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告别家人，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等人。
“安全区”：难民的庇护所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决定效法上海，邀约留下的外侨，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委员会总干事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他们在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并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奇：用日记抗议暴行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
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费奇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马吉：拍下唯一影像资料
1938 年1月23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片子，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马吉的儿子从家中地下室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这些国际友人万幸渡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给这些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颁发了勋章。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作为金陵大学少数被“礼送”而不是被驱逐的美籍教师，贝德士离开了工作30年的大学。由于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费奇对共产党抱有成见，他早年在中国的事迹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费奇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文史参考》2011年第24期 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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