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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已在南开大学任职64年的经济学家杨敬年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在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
一百多岁才结束授课
他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那年出生，1949年前夕，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创办财政系。至今年，他已经104周岁了。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他在86岁那年正式告别讲台。不过最近两年才结束授课——那是多年前的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打来越洋电话，听他讲一个钟头的冯友兰的哲学。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杨敬年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已71岁。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
“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
心态很年轻
杨敬年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在那里，他90岁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自己的研究生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
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也会迷上一部青春剧。
(《中国青年报》2.1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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