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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从博物馆开始,而博物馆本身的历史,同样会折射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沧桑巨变。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名称细算起来只有短短七八年时间,但国博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百年前。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于发展教育的目的,北京的一些文化名流开始奔走呼吁兴建博物馆。当年6月,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的鲁迅开始奔走筹备,还将珍存的古物赠送给博物馆。
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国子监成立,胡玉缙任主任,馆址是鲁迅亲自考察选定的。在国子监办公期间,仅仅处于筹备阶段,并没有开馆。1917年,由于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等等原因,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馆藏档案也随之移到午门外的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在8000多条麻袋里,麻袋被凌乱堆放在端门门洞里。一些工人,常常将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难以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的教育部就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一家纸店,价格是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以4千银元的价格购得约15万斤“废纸”,其中一些流入了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造纸厂。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收回这些档案,但此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1/5了。鲁迅将这件事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读者不得不长叹中国文物保护的脆弱。
时逢乱世,筹备处的工作开展一波三折。1926年10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才正式开馆,后又数度更名,在战乱中惨淡经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同一天,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文化部。此时,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首肯。1950年3月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在北海团城文物局机关内,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
1958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筑。当时负责设计博物馆的总工程师、建筑大师张开济回忆,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并立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规划上要求它们外形相互呼应,同时又要各具特色。人民大会堂的门廊是实的,张开济在设计时,将博物馆的门廊做成了虚的,像个院子。
周恩来在看过立面图后,觉得门廊方柱太细,要求把柱子做得粗一些。然而张开济认为,方柱子在立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面(即两根线),因此视觉上觉得细；如果从透视图上或者说修好以后,看到的就会是两个面(三根线)了。周总理听了点头称是:“你是建筑师,就听你的吧。”
博物馆建筑的琉璃砖来自广东,花岗石来自山东,大理石来自东北与湖北,铜门钢窗来自上海,真正汇集了五湖四海的精华。整个建筑南北长313米,东西宽149米,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
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程上马的同时,一场全民参与的文物大征集也开始了。除了民间征集,全国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余件,著名的四羊方尊等国家一类文物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历史博物馆的。
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于坚回忆说:“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革命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需要什么东西,列出单子,由中央开信调文物,去了就拿回来,一般都是开了柜门说‘你拿吧’。光是故宫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级文物啊!”书画作品的征集则集中在能够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的珍品。一件件文物通过各种方式被征集到两座博物馆,1959年,文物征集工作已经成果显著。
“文革”开始后,文化部被批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博物馆也被批为“封资修黑窝”、藏污纳垢之所。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成为“又黑又粗的黑线陈列”,1969年9月,两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很多展览停办。
“文革”结束后,1979年10月1日,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基本陈列修改后重新开放,按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党史。1983年,两馆重新分开,恢复各自独立建制。
随着办馆思路的扩展,一些在过去看来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后来也被收藏进来,上海一个女工从1965年起35年记录家庭收支的流水账簿,也被放入陈列室。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开始包罗万象。
(《新华每日电讯》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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