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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春秋
 https://www.gmw.cn 2012-04-02 10:01:29 来源:文摘报

  台北城里的街名多半被赋予浓厚的社会政治含义:有的是纪念历史人物的,如中山路和罗斯福路;有的采用内地的省市名,如南京西路、重庆北路、辽宁街;有的是纪念历史事件的,如辛亥路、光复南路;还有表达社会价值观或公众期望的,如博爱路、信义路、安居街和乐业街,等等。这些地名给人以历史感,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一些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些人物的墓园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2012年2月,我应“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之邀赴台访学,得益于该所同行相助,利用工作日程空档,探访了几个墓园。

  以科研院为伴:胡适墓园

  胡适(1891~1962)去世之时任“中研院”院长,去世后葬在该院(位于南港)对面一个幽静的小公园。园子被命名为胡适公园,园内的山坡上有胡适夫妇和两个儿子的墓地,还有一座胡适的青铜胸像。这天恰逢雨过天晴,我踩着石板小道上湿滑的青苔转了一小圈,看到那里还有一块墓地,墓主是“中研院”院士、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及其夫人。两块墓地都有蒋中正(蒋介石)题字的幕墙,还有篆刻着各自文化成就的碑文。向他们默默致敬后,我便去了“中研院”大院里的胡适(故居)纪念馆。

  那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平房,外有茸茸绿地和高大椰树掩映,内里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实用。书房、卧室和洗手间等一应摆设,保持着胡适夫妇生前的原貌,只是客厅墙上挂了照片和说明。另外拓展出来的一间陈列室,有照片、衣物、书籍和中英文对照解说词。

  事后有位台湾友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凭吊胡适,我说因为敬佩他一生对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追求。特别是,他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种为人处世态度,无论是对个人修养,还是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凝聚,都是不可或缺的。

  与台大共存:傅斯年墓园

  回京前两天,查询到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就葬在台湾大学正门入口右手处。此前我竟然不知那就是正门,它毫不张扬地坐落在新生南路和罗斯福路的夹角,面向西南,门口一片空地。后来才从门外东南角的一个小纪念牌上读到,此地即为大学广场,是以往民主化运动中的一个集会演说之地。

  傅先生从1949年元月起担任台大校长,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可正是在这短暂的任期内,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把北大兼容并包的学风引入台大;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地为学校筹集资源、引进人才,使之成为台湾高校当中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研究型大学。曾有多篇文章介绍,他来台后每次去找蒋中正要求申请办学经费,总能满载而归。我从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百年人类学考古学展览中了解到,傅先生筹建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聘请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先生执掌,并请史语所的著名学者来台大授课。当时,这些学者不仅延续了对内地殷墟和龙山考古资料的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台湾大马璘遗址的发掘工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台湾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

  一些纪念文章曾提到,抗战期间,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其弟梁思永(考古学家)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四处筹资,及时给予梁家兄弟及家人以援手。胡适先生称赞傅斯年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我深知这类人才对于促进学术发展是多么难得,因此对傅先生分外敬重。

  屹立于高山之巅:于右任墓园

  “中经院”的同行无人知晓于右任(1879~1964)究竟葬在何处,我从网上查到他的墓园在巴拉卡山。于是,我们离开胡适故居就直奔阳明山。

  那山道全是质量优良的沥青路面,但十分陡峭。当远远看见一个横跨公路的牌坊时,我猜快要到了。果然,穿过牌坊就见靠山一面的路边有高耸的水泥护栏。司机一打轮掉过车头,公路另一端豁然开朗。下车便看到依山而建的墓园,雄浑厚重、气势宏伟。跑上曲折蜿蜒的阶梯,扑面而来的是第一道山墙,上刻蒋中正和严家淦起草、张群手书的悼文。山墙前面的空地上有一对石雕雄狮,一旁的山道上还有孙科题字的“仰止亭”。再往上走,才是于右任之墓。

  墓碑和墓墙上的题字都是蒋中正的。从每一层阶梯上,都能遥望远处的海浪拍岸。墓地三面环绕青山,林木葱郁,阳光充足。站在那里,只觉得这墓园果然如墓主的诗篇那样,于高山之上遥望故乡。看来是于先生的弟子和后人遵从了他的遗愿。重温如下诗篇,我感到于先生最为痛心的是国家分裂、骨肉相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先生曾为他家乡的三元中学题写校名。我年少时搭乘解放牌大卡车从那里经过,看到他那架构优美、力道深刻的大字,佩服得了得。此后读了这首诗篇,更是景仰。那天徘徊于他的墓园,对其郁结的思乡之痛,从心底里共鸣和同情。

  以寺院为邻:孙立人墓园

  前些年,我看到数篇民间历史学人对赴缅远征军抗战史的研究报告,既为这支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震撼,也为他们取得的对日作战胜利振奋。后来又读了些抗战史料,知道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首领孙立人(1900~1990)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入缅作战和打通中缅公路中功勋卓著,是抗日战争中率军歼敌最多的将领之一。

  来台后我从网上搜到一条信息,言及孙将军葬在台中市东山墓园。2月4日晚与张荣丰所长通话,得知乘高铁去台中只需50分钟。次日清晨阳光普照,我带上地址就去台北火车站乘车。我从地铁滚梯转到火车售票处,见售票窗口排了长队,就去尝试自动售票机。一位在另外一台机子上买票的小伙子看我视力不佳,就热心地过来帮忙。

  进入车厢看到走道里几乎占满了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是短途客。有位中年妇女招呼我先在空位上歇会儿,待列车开动,车厢里就座无虚席了。有位健壮的少妇起身让位,说她马上要到站了,叮嘱我抓紧时间歇歇脚。事实上,她提前整整一站起身。后来,总有人在下车前几分钟邀我去歇会儿。在这样友善的关照下,车到台中时我并不觉得疲惫。

  一到车站大厅,我就去旅游中心问路、拿地图。值班员答不出,便在计算机上查找了一番。最终指点我去搭乘丰原客运的汽车,到“贵城山庄”下车再询问。

  车上乘客不多,我逐一问过,无人知晓孙立人墓地。司机也说不清楚,答应到贵城山庄站提醒我。汽车穿过店铺林立的市区,路两旁越来越开阔。过了台中科技大学开始爬坡,到我下车的时候,似乎已在半山腰。车站周围无人可问,疾驰而过的私家车让我连马路也不敢过。好在几分钟后截住一辆计程车(出租车),把地址交给了司机,他说只能问问看。于是开车到一间店铺,找他的熟人询问路线。汽车转弯北行,绕着盘山路大约行驶了两三公里,停在一个坡道上,两三条狗从一座平房附近奔过来对着汽车狂吠。司机径直去敲门问路,回来快活地说:“孙将军墓地就在这里”。

  此时那些狗儿已经在摇尾巴,我便壮着胆子下车张望。平房伸展出来的天棚上竖着“观音禅寺”四个大字,门楣上隐隐显出“天水雅集佛教精舍”的字样。司机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这房子是居士的住所,寺院在屋后。与精舍隔路相对的是一片开阔地,1米左右的高台上坐落着一具黑亮的长方形石墓,整个墓园的布局极具视觉冲击力。高台之下是刚割过的草地,我拾阶而上仔细观看,那座石墓好似棺椁停放在石板地上而未入土。

  墓地简洁空旷,墓前既无独立墓碑也无香炉烛台,墓后的墙上有李登辉的题字。石墓前板上,有孔子后人孔德成代书的墓主姓名、生卒年月以及孙将军四位子女的署名。墓前竖着一个同样简洁的黑色大理石花插,内有几枝鲜花绿叶,附着一片装入塑料封套的纸板,上书“拜孙将军、同祭马头岗弟兄:一生的牺牲、永世的情意”;署名“敬仰者”,日期正是当天。马头岗有新1军阵亡官兵公墓,是孙将军驻防广州期间动用日军战俘修建的。我猜想,这位敬仰者对孙将军必定了解良多。

  我向孙将军致敬后,下了高台沿着草地转了一圈。回望周围的青山翠柏,感慨万千。孙将军因“兵变案”被软禁台中33年,去世前两年才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他把一生中最辉煌的戎马岁月留在了内地。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他在祈愿和平的寺院旁安息,可以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诠释。司机说,精舍里的人告知,墓园用地是捐赠的,孙将军的几个子女常来祭扫。这条信息,想必会让所有敬仰孙将军的人感到安慰。

  (《中华读书报》3.28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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