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国面临的反腐败局面至今没有根本好转。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恰恰相反，我们针对腐败问题制定的制度规范之多，世所罕见。据统计，仅从1997年至2008年间，中央及各省制定的与反腐败有关的纪律法规文件就超过3000件。但即使是这样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也没有将腐败泛滥的趋势遏止住。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制度本身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就是一味注重技术设计，缺乏根本的制度性改进，且不能有效解决以下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是腐败行为的发现机制问题。由于监督渠道不够开放畅通，对腐败行为的发现主要依靠体制内的上级和专门监督机构。公众举报虽然不少，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不足等原因，往往难以切中要害。同时，由于缺乏保证公众举报得到充分受理核查的有效机制，采取选择性查处的操作余地很大。因而始终难以突破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圈内人监督圈内人的无力无效困境。

    二是制度悬置问题。唯有权力能够制约权力，一种权力在遇到足够强有力的对抗性权力制约前，任何书写在纸上的法律和制度对它都是无效的。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分置制约机制，一旦某一个权足够重的人物以权压法、以权压“制”，现有的制度设计就只能无可奈何。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既注重技术性设计，也注重顶层设计。反腐败的顶层设计，重要的是针对上述的两个根本缺陷，有的放矢地进行补救。

    （《东方早报》3．28　陈心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