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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学者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建设局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合作完成《梁陈方案》以来，有关该方案是非成败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产生了诸如交通拥堵、文物保护等各种问题，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在今天城市改造中应重新思考《梁陈方案》。
那么，《梁陈方案》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子？《梁陈方案》到底算不算以失败而告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拜访了曾参与《梁陈方案》修订的陶宗震老先生。
新建一个 “市中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的最初计划是利用原日伪时代所规划的“新北京”地区，所以就把党中央设在万寿路，把解放军三军总部设在公主坟，有利条件是这里已有现成的少量低层建筑可供使用，而国务院及北京市的办公地点则选在城区的其他地方。
梁思成先生对利用日伪时期的“新北京”作为中央机关所在地感到不妥，1950年2月，当时正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建设局企划处处长陈占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希望另搞一个新的行政中心区。届时将党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委集中建设成一个大建筑群，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北端解决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端解决即将产生的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办公需要的地区面积。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熟知的《梁陈方案》。
画了一组示意图
1952年，东长安街南侧建成了外贸部、煤炭部和纺织部，相隔一段后还有一栋公安部的办公楼，初建时层高都是三层至四层。对此，梁先生曾连续写了两封信给周恩来，梁先生认为建筑不应像见缝插针似地一栋栋建，而是应该成组成群的统一规划设计，而成组成群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有别于近现代城市中的沿街建筑。
在《梁陈方案》中，梁先生实现了他的“成组成群”的规划设计，并且在设计方案上来看，原有的以故宫为中心的中轴线加上以中央办公区为中心的新轴线，北京就成了“双核心”城市。
另外，我还在府右街西侧规划了北京市机关建筑群，以双塔为轴线的南端入口标志，向北延伸成一组建筑群，同时把西长安街北侧取直使双塔位于街心的绿地中，以此作为市机关建筑群入口的标志，而且从西边来的车流可以绕行街心绿地进入市机关建筑群。对此，梁先生很满意，并请来苏联专家把这两组建筑群画在了万分之一的总图上。
薛子正提出质疑
1952年11月，由贾震带队，我、苏联专家穆欣和他的翻译及刚调来城建局工作的万烈风一行五人，听取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汇报。
这次汇报的主题是新中国首都的宏伟前景。北京市有关方面在会上主要表达了关于把前三门护城河建成为通渤海的海港码头的规划，对此穆欣提出了异议，穆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有多少？是否具备建码头的条件？为此北京市的市政工程专家还与穆欣发生了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后来，为了缓和北京市与建工部城建局的关系，薛子正宴请我们当时在场听汇报的五个人。席间，薛子正把我叫到他们这桌来说：“梁先生的方案涉及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很不切实际，关于中央组织都有哪些机构，都还没定。北京市是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怎么能对中央机关的规模与位置指手画脚？不经中央同意，什么样的方案都无法实施。”
此外，薛子正还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么重要的一个方案，为何在设计时连一条道路都不画出来？如果一条路也没有，到时新城与旧城如何连通呢？”
演化成“四部一会”
事实上，此时的海军司令部大院已开始在公主坟西南动工，最终，部队系统仍然是按中央原来的决定，把解放军三军总部建在复兴门外大街以南。对于薛子正对《梁陈方案》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梁先生均表示接受。
1953年，彭真改组了都委会，中央机关建筑群的进一步规划设计由张开济负责。张开济把方案中的整个中央办公区分成5个区，中心一个区，四周各一个区，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部一会”办公楼的基本格局。
所谓“四部一会”，具体是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原重工业部、财政部和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楼群由一幢主楼和东西两幢配楼组成，配楼各有三个重檐大屋顶，就坐落在今天的钓鱼台七号院旁边。
1954年高岗自杀，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是要给高岗作办公楼的项目，所以这个宏大的计划被迫停止。加上当时国际格局非常复杂，冷战升温，很多人觉得众多机关都集中在一个区域，战时状态不利于防守。所以，南面另一组建筑群（财政部等）被重新规划，东面的两组建筑群亦重新考虑。
而我当年设计的府右街西侧北京市府机关建筑群，因距中南海太近，不能建高，所以移至范家胡同，大约在1954年建成。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梁陈方案》的最终演化结果。
不可迷信《梁陈方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陈方案》的可取之处已经实现，不可取之处也已修改。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北京城市规划时，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迷信《梁陈方案》，也是不对的。
（《上海法治报》3.30 陶宗震口述 胡元整理）
图片：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与科学家交谈(左三为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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