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立说是关涉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命运前途的大事，也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著作等身是学术生涯美好的憧憬，可实际上，一个学者皓首穷经也难以创造一部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经典。陈寅恪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一生的学术著作算不上高产，但每一部的质量，都足以令人诚服，奠定了他“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地位。

    纵向来看，今天的学术产量足令那些大师汗颜。然而，数量的大幅提升，未能阻止质量滑坡。晋升职称必须在指定刊物上发表指定数量的论文，这近似于将学者变成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原创性被阻隔切断。既要完成高额数量，又要保证水准，谈何容易？于是，人云亦云、叠床架屋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不惜铤而走险。象牙塔里爆出的某些丑闻，贬损了大学和学者的形象，这种情绪蔓延到社会上，会形成对知识的鄙薄与轻贱，考核机制的不合理极有可能酿成“蝴蝶效应”。

    急功近利的考核机制也导致“经世致用”说被庸俗化，令学界慕虚名，不崇实学。作为“隐学”的专业，工作强度高、专门刊物稀缺，学人自身处境颇为尴尬。笔者暗忖，假若季羡林身为当下高校的一名教师，不知要失业几回？

    年轻的学子问陈省身走上数学之路的原因，陈省身的回答是：好玩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素心永远是治学的最佳状态。

    （《解放日报》4.7 王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