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1907年中国政府用美国退回“庚款”派遣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学成归国后，1916年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时，梅贻琦27岁；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时，梅贻琦37岁；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梅贻琦42岁。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包括任期内，于民族存亡的艰难时刻，8年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校务，以及后来在台湾创建新竹清华大学。

    有人评价：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建成一种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大学制度。

    当时的清华大学，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多少知名教授影响和引导着全国青年中的俊杰在清华奠定了他们人生的基础，通过学习，形成他们做人的基准与做事的规则。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梅贻琦是学电机工程的，留学美国而熟读中国经史。他强调通识教育，提醒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警惕“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敬重学人与知识分子，礼聘教师，爱护学生，为学人与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提供了在其后看来是难得的场域。他强调“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反对“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主张大学应从“知”、“情”、“志”三方面促成学生“人格”的长成。

    正是像梅贻琦这样的能够接续文化传承，面对开放世界的人长清华，才能在那个情势巨变，风雨飘摇，以至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在清华的校园内，为诸多今天为我们知道或被我们忘记了的学人与知识分子，提供学思任意驰骋，相互启迪，辩驳论争，而后使诸多“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长成的场域，为诸多今天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莘莘学子，提供自谋修养、锻炼意志、裁节情绪的场域；由此，也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增添了多少绚丽多彩而又可歌可泣的佳话。

    大学，是为一个一个的人的人生奠基，视“做人”与“做事”为一体，以养成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会学习，会生活的人。

    梅贻琦当年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李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