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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制度自成体系之后，就不允许人们再漠视这一体系，整个体系构成了一个过程。它不断地排斥其他教育途径，把它们作为非正规教育看待;它占有了绝大部分优势的教育资源，从经费到人才，无不如此;它驱使整个社会不断地提高对学校教育的需求，不断地追求更高水平的学校教育，热衷于对制度化的追求。
“价值制度化”了，对于过程和制度的追求反过来控制了人，“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代名词。
同时，学校教育的盛行，也使人们认为制度性地生产出来的商品之价值大于非专门化服务的价值，非正规的教育包括家庭、社区、生活中的教育内容都被学校接手。即便在家庭内进行的教育，也成为接受学校教育指导的家庭教育，至少家长应该是经过学校教育培训的家长。这些本身就具有教育价值的事物，都变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属品。
人们开始感到怀疑，除了学校，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提供“教育”？除了上学，还能做什么？面对庞大的学校教育机构，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除了依赖，别无选择。
一旦产生了对学校教育的制度性依赖，就意味着受教育者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对“受教育”途径的寻找，自我教育就消失了，责任的承担由个体自身转嫁给制度，“自我成长的精神”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放弃了。
庞大的学校教育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对整体教育结果的认真反省。在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中，整体的考虑越来越少，每个领域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顾及整体的后果。米尔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自我合理化”。
对教育来讲，它本是为社会服务的一部分，但是“理性化”的进程却使它日益独立，与社会生活相隔离，成为一个“自我合理化”的领域，这突出地表现科层制在教育领域内的渗透。国家对学校提出了诸多的要求进行规范，比如“学业水准”、“教师资格”等等，各个国家都建立了一套适用国家监控的理性化学校体系（公共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的自我合理化构建的就是关于学校的乌托邦，掩盖的正是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化学校教育的同时，批判社会的丑恶。它本来是为进一步的生活作准备，现在却成了另一种生活模式，它脱离了现实生活，开始独立发展（自我合理化）了，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愿意离开学校，他们只有在学校的环境中或是“与同是教育机器之产品的消费者们在一起时才感到愉悦”，其他都感到不适应，他们甚至不敢怀疑学校教育，这与其说是学校教育的成功，不如说是学校教育的失败。
与这种制度希望培养大量“人才”的设计初衷相违背的是，它不仅使相当多的孩子不喜欢学校，更使得相当多的孩子很难喜欢“学习”，很难热爱“求知”。
但是，正因为“学校教育”成了“教育”的代名词，使得讨厌学校的学生成为一种“坏学生”的典型代表，连带那些讨厌学校但热爱学习和思考的人也会被认为是“无能者”。
学校教育是在理性的时代创造的一个“理性”神话。人在其中的异化程度比在经济领域中更为严重：它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将我们“学校化”了，“如今在学校中正遭致扼杀的，恰恰是教育自身”。
（《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方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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