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首先是个自然人，必须正视“钱”这个俗不可耐的东西。学者也是个社会人，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部分学者不得不依附于一个团体，学者的立场必然发生转变，其独立性也可能因之而丧失。此为一殇。

    学者是个投入产出极其不成比例的职业。如果选择从政，有幸成为官员可福荫子孙后代，人称“官二代”。从商，除本人风光，其财富也可以传承后代，人称“富二代”。做学者显然是投入大产出小，而且不具传承性，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愿从事这个行当的原因所在。是为二殇。

    做学者的路并不平坦，高校老师不仅面临同行的评价，要接受学霸的观点；还要面临学生的评价，要迎合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申请国家基金、课题和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否则难以晋升。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压力。此乃三殇。

    我们总在强调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而现实中，科研环境并不宽松，科研人员在困境中求生存。人才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学者生存，更无法造就学者，长此以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只能沦为一句口号。

    我们总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却也总是忽略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石。须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科技与管理创新，而科技与管理创新源于学者成果的转化。学者缺乏宽松的生存环境，总是囿于各种约束，奔走于基金、课题之间，如何能够潜心研究创新？缺乏创新，何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说？

    中国大国崛起之路始于人尽其才，止于学者之殇。

    （《社会科学报》5.10 孙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