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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的辛亥革命老人焦易堂，在上世纪30年代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恰值中医存废大辩论，他力挺中医，并主张中西医结合，与主张废除中医的汪精卫反复较量。
中医废存
1929年2月，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随后改称中医为国医，以变相的手法废止中医。教育部、卫生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挺身而出，几经波折，最终使国民政府撤销该案。
1931年3月17日，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亲自任馆长。
1932年，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而未有结果。1933年6月，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
出乎意外，焦易堂等人这一弘扬中医的要求，立刻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强烈反对。
汪焦之争
汪精卫小焦易堂三岁。他们分别于1905年和1909年在陕西西安、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
1917年，孙中山号召各省革命党人起兵讨伐段祺瑞，焦易堂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参议。孙中山曾很有感慨地赞扬焦易堂说：“易堂焦君，秦中杰士也，为国事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其为人也，端直温厚，不类近世子。”就在这一年，焦易堂结识汪精卫，并在一起共事，相处还算融洽，但对此人摇摆不定的政客嘴脸初步领教，认为不可深交，保持一定的距离。
汪精卫强烈反对中医药，完全是从个人领袖欲出发。他甚至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这一废除中医的言论，可以说极其阴险，甚至一些留学国外回国的知识界人士，如傅斯年等，都受到蒙蔽，单纯天真地认为是一场学术之争，纷纷发表言论，支持汪精卫废除中医药。
汪精卫看到自己引火成功，立即变本加厉，试图架空中医馆，限制焦易堂的权力。1933年6月27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第112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不宜管理中医为由，再次否决了焦易堂关于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的提案。
一些企图废止中医的小人搞起了请愿活动，汪精卫写信给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刚接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试图取得孙科的支持。
所幸孙科不仅对中医较为客观，而且明了汪精卫挑起中医废存争论的真正原因。在1933年12月15日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作为妥协，《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并将中医的行政管理权隶属行政院下的内政部，才获得通过。
彻底破产
《中医条例》通过后，汪精卫消极拖延，迟迟不公布。
其实，汪精卫不仅是相信中医的，而且经常请中医为家人诊病。
这一年，汪精卫的岳母患病，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已延请著名中医馆副馆长施今墨往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汪精卫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当时，不少国人不明就里，想当然认为留学两国的汪精卫，一直不相信中医。其实，1925年初孙中山临终前，同意请中医为自己诊病，汪精卫全力支持聘请中医诊治。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
就在《中医条例》迟迟难以公布的1934年底，中医杂志纷纷登载了一条新闻——《汪精卫亦信仰国医》。此新闻一登，舆论哗然。主张废除中医派辞穷理屈，坚挺中医派乘胜追击，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
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不得不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但是汪精卫依然不甘心，指示卫生部成立中医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务，剥夺了中医馆管理全国中医、试点中西医结合的职能。
(《文史天地》2012年第8期 李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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