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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哲学家贺麟（1902~1992）诞辰110周年。在抗战时期，信仰三民主义的贺麟与蒋介石在思想上许多相契合之处。蒋、贺曾数度见面，蒋并邀请贺去重庆讲学，也曾予以经费补助。贺麟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中赞许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于1945年11月初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以当代“陆王学”(陆王学指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复兴作为发展主轴，并清理出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马一浮的一条现代“陆王学”的思想谱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则被贺麟归为本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并对知行关系提出诠释，因而对中国哲学有重要的贡献。对于孙中山，贺麟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互相发明。对于蒋介石，贺麟认为他的事功是基于哲学修养，指出，蒋介石“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
1949年，贺麟面临要留在内地，还是随蒋介石政权南迁的抉择。对此他在《我和胡适的交往》中有所说明：
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知道共产党也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
此外，对蒋介石缺乏信心可能也是重要原因。1948年陈布雷的自杀，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曾说：“陈布雷死后，我对蒋介石更加失望，他竟这样对待自己的左右……”
1949年之后，贺麟很少公开地批判蒋介石，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当年捧蒋的不当。1986年，贺麟将旧作《当代中国哲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特别说明：“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
如果仔细比对，会发现两者无论在结构、遣词用字、历史论断等，都有重大的差异，有许多的增删。
新版将孙中山的知行说定位为“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最高最新最进步的成就”。同时将思想谱系连接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知行哲学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贺麟所做的思想谱系的变动，亦即砍断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联系，而将孙中山直接与毛泽东连接在一起。由此，贺麟跟以前他所力捧的蒋介石哲学彻底决裂。
（《法治周末》11．1 黄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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