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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正是借由他给梁漱溟做的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知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晚年所思所言。对梁漱溟，艾恺有自己的评价：
“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这的确是梁漱溟人生的独特之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公在中国文化学院讲学，演讲中说了这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他用了足够大的音量去说这句话。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位学者。他也斩钉截铁地亲口对我说了好多次“我不是一个学者”。
虽然梁公常被人当做是“学者”、“哲学家”或“思想家”，我也觉得这些看法都正确，但纵观他一生的行为表现，他更倾向于行动派，而并不是单纯从事思想活动。
1911年中学一毕业，他就加入同盟会；之后又做过报社记者，四处体察社会实际；接着在当时政府司法部工作；北大教了几年书以后，他离开学界，投身于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抗战期间，成立了民主同盟，初创了《光明报》；抗战后，他在国共和平谈判中当了“居间协调人物”；1950年，毛主席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他说“把我留在外边不是更好吗？”好多次，他很得意地跟我说他没有做过一天官。
他是一个思考者，但并非为了思考而思考，而是要想办法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在他看来，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
他一辈子主要致力于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
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公提出行动计划，在他看来“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对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梁漱溟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他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在20世纪50年代，他也不做喊口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称他是“最后的儒家”。
（《北京青年报》11．16 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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