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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革命党人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
其次，在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
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所谓帝国主义的主张。
再次，革命为何不发动群众？当时的革命党人，无非是些国内的小知识分子（中下层士人），海外华侨中的中产以下的青年。这些人，在后来的阶级分析中，一般是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于实现这个目的。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加上对所谓文明的追求，他们更加担心底层动员起来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毁掉了他们追求文明的努力。
第四，革命中的会党问题。革命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对作为第三社会的会党，有着很大的期待。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会党的作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党的名义下出现的，因此很大程度地败坏了革命党的声誉。在二次革命中，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
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五光十色说历史》张鸣著 线装书局201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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