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7年，秦国的主政者是尚未成为始皇的秦王政。风雨飘摇中的韩国，面对虎狼之秦的威胁，采取了“疲秦战术”，以协助秦国兴修水利工程为名，派出水利专家郑国，诱使秦国大规模投资基本建设，以达削弱该国实力之目的。但韩国的计划失败了。秦王察觉了郑国的意图，遂采纳臣下建议，发出逐客令，宣布所有外籍宾客都“不受欢迎”，限期离开秦境。

    虽然已是秦国客卿但毕竟来自楚国的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无奈离去的李斯在途中给秦王写了一封“上访信”，这就是千古闻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逐客，从性质上讲，是对秦国开放政策的错误调整，其实质是拒绝外部文明，实行闭关锁国。这篇《谏逐客书》，从字面看，是李斯与秦王关于应否引进外国人才的争论，实际上，却是应否引进和接纳域外的军事思想、外交策略、治国理念的问题。僻居西北的秦国，所以能“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主要得益于自春秋至战国，包括秦穆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在内的历代统治者的改革开放政策。李斯首先列举了四代统治者对于域外人才不拘一格的大力引进，这些人才涉及虞、宋、晋、魏诸国，借用他们的智慧在内政外交上实行变法图强（商鞅）、连横攻弱（张仪）、远交近攻（范雎）等重大决策，从而使秦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强大。

    《谏逐客书》的另一思想也很重要，实行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明，无异于“借寇兵而赍盗粮”（“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域外的人才并非都是特务间谍，外来的文明并非都是洪水猛兽。因为郑国这个水利专家，将境外人才都视为奸细；因为韩国这个“疲秦计划”，将域外思想都视为“亡我之心”，这种心理我们往往一般地视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但在关系生死存亡的国际政治中，其性质却比通常看法严重得多，那就是李斯所说的“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这其实在帮助敌人、削弱自己。如果将天下的好东西，都贴上“敌对势力”的标签，似乎只有敌人才配拥有好东西，那不仅仅是丑化自己，弱化自己，而且是美化敌人，强化敌人。这种“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的狭隘、懦弱的心态与做法，后果其实很严重，诚如李斯所说，“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谏逐客书》对秦王在对外引进中的重物轻人或者重硬件轻软件的质疑，同样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外开放无非两个方面，即输出与引进。只输出不引进，总是“出超”，是不可能的；只引进硬件不引进软件，也是片面的。从近代史的经验来看，我国的对外引进，对于外国事物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先器物、后典制、再文化的过程。而典制与文化属于软件范畴，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集中体现。李斯指出，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秦国特产，没有一件体现秦国特色，却受到秦王喜爱。乐器音乐也是如此，“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击瓮叩缶”与“弹筝”是秦国传统的乐器与音乐，这些“秦国特色”却被秦王抛弃，而《郑》、《卫》与《昭》、《虞》这些“舶来品”，却受到秦王喜爱。这岂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对来自域外，只能满足耳目娱悦、感官享受的物质或消费产品，接受起来毫不困难，反而对外部的智慧与文明及其载体人才，却“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岂非怪事！《谏逐客书》距今已两千两百多年，这一思想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历程，有些人“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不是历历可见么？

    开国阶段的秦王政，不愧为胸襟博大、虚怀若谷的政治家，他看了《谏逐客书》之后，当即废除了逐客令，召回已在被逐途中的李斯，复其原职。在之后的政治、军事行动中，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大胆引进域外的智慧与思想，不拘一格重用境外杰出人才，如李斯、尉缭、蒙恬、姚贾等，即使曾为敌国间谍的水利专家郑国也被留用，从而成功开辟了一条两千多年前的大国崛起之路。抚今追昔，岂仅感慨而已！

    （《文汇报》12．14　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