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周汝昌、徐邦达、罗哲文、朱维铮……在过去的一年，又有多位名家大师随风而逝，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开，都会让我们焦虑一次，我们是不是即将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还具备培养出新一代大师的土壤吗？

    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焦虑”。中国正处在如此一个空前大变革的时代，仿佛万事俱备，这应该是一个产生名家大师的时代，为什么名家大师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涌现？

    不妨以莫言获奖为例，更多的西方人开始认真阅读他的小说、研究他的小说，而我们却在过度消费着自己的文学家。一个或许可以成为大家的人物才崭露头角，很快就会被过度使用，出席各种晚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承担一些锦上添花的应景创作，甚至涉足一些自己并不精通的领域，再没有时间和平静的心态进一步提升自己。由于我们的过度追逐，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生长的土壤的血肉联系，成为温室中无土栽培的景观摆设。

    成为景观摆设的最大坏处是对社会失去了原来的敏锐度与批判力，得了“软骨症”。一个人没有批判力就不会有精品力作问世。五四时期为什么被公认为名家辈出大师云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人和教授有着很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批判性，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有着切肤之痛，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在商业利益面前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觉，成为商业的附庸，片面逐利。

    (《人民日报》12.21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