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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一，是他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
乘兴而去对苏赞誉有加
1921年，一批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公开的秘密。此时蒋介石正值而立之年，踌躇满志，也是向往俄国者之一。孙中山早就知道蒋“有志西图”，1923年夏季组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便选择了他为团长，孙认为蒋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军事领袖的素质，定将“蔚为大气”。代表团一行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1921年他已经在苏俄工作过，有倾向共产党的沈定一（玄庐），以及王登云。孙中山介绍蒋介石的使命说，派他到莫斯科是为了探讨在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
蒋介石一行兴致极高，苏方安排代表团一行9月16日参观第144步兵团，蒋介石在该团品尝了战士们的膳食，仔细观看了营房中的一切，他向该团官兵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感受：军民团结是红军强大的真正原因。
代表团还考察和参观了其他军事单位和工厂农村，蒋介石眼界大开，印象颇深的是：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将领及士兵……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智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后来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借鉴了苏联的政委制模式建立党军。
热情跌落怒不可遏
9月13日，蒋介石把反映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提交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介绍了其要点：
国民党决定避开华南外国人盘踞的两大基地上海和香港，把活动重心、大本营转移到中国西北。在库伦迤南靠近中蒙、中俄边界处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孙中山的新军，兵源便是这一带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待时机成熟便从西北进军，攻打北京。代表团一行希望就此得到苏方建议和帮助。这便是孙中山从1918年开始酝酿的那个西北计划。
这份《意见书》却遭到“冷遇”——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苏方任何回应。有材料记载说蒋介石一度感到莫斯科“全藐视他”而大发雷霆。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二，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三，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团里“中国青年”的指责，这显然指张太雷对蒋介石演说持有的非议。张认为蒋对孙“有崇拜个人之弊”。蒋因张等“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受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国民党前途感到担心。
败兴而归萌生仇苏情绪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不无收获，《代表团意见书》未得彼方完全支持，因苏联不愿意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但是国民党军政干部的培养工作毕竟已有端倪，双方决定或由国民党派遗人员到苏联学习，或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党军的建设。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国民党以物质和人员的援助。蒋介石后来当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他日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1923年底回国后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1924年又致函廖仲恺，向其表达对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的不满，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说这些人“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蒋并进一步认为，“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劝告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
蒋介石还相当激烈地抨击苏俄外交政策：“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在外蒙古问题上，蒋介石甚至认为苏联有意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仇苏情绪的表露淋漓尽致。尽管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苏联有过合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
谨引述1922年苏联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的困惑作为结尾。是年8月越飞来华，中国知识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冯玉祥等为他设宴表示欢迎。但是对照莫斯科向他交的“底牌”和指示，他坦率地密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说每看到中国人对他作为放弃了对华不平等国家的友好使者而充满期待的目光和友好态度，他总感到不安，总因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践行承诺而“愧对”中国民众。越飞的“愧”内容是什么？蒋介石的仇苏或反苏中的“仇”与“反”又是什么？
最终蒋介石没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视其为苏联的屏障，帮助它在1946年取得独立。固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世纪》2012年第6期 李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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