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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热映，其母本、刘震云创作于20年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热捧。我们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不仅能体会到灾难对于个体的影响并对灾难有了更深的思考，而且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刘震云风格:以简练描写复杂，以冷峻传递温暖。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将50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姥娘，50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92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92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
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
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1960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1942年的忘却，并不是1942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
指责92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
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1942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
她马上说：“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
我问：“没死的呢？”
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24年支书，从1948年当到1972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
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姥娘，你呢？”
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说：“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划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1942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
我说：“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说：“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饿死几十口。”
我说：“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
我问：“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说：“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说：“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1942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
1949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1978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1948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1942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1942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1942年为何物，“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1949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说：“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
我说：“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温故一九四二：十九年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刘震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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