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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的作者究竟是谁？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说，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则晚100多年，生于战国，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过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就是一直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无记载。
唐宋以后，有人对《孙子兵法》及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此书源于孙武，却完成于孙膑；也有人认为先秦著作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代杜牧说，孙武的兵法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
孙武与孙膑是否同为一人？他们各自是否都是兵书留世？此谜在20世纪70年代两座大型汉墓的考古发掘中被解开。
山东老临沂城南约一公里处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相望，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银雀山。1972年，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4月10日，地基挖到距离地表两米左右时，一座古墓雏形逐渐显露。
当地文物部门立即赶到现场察看，发掘时墓葬被大水淹没，不断有陪葬品被发现。
工作人员在考古现场黏稠的淤泥中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竹片，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考古人员兴奋起来。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考古人员发现的，就是古代的竹简。
初步整理统计，除了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常见随葬物品，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这些竹简包含了古代兵书四部，即《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六韬》（54枚）和《尉缭子》（36枚），另有西汉武帝《元兴元年历谱》及其他内容的竹简。
这批竹简经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细，两端平整，无刀削痕迹，系先用锯锯成而后锉磨而成。银雀山汉简的形制、书写格式、篇题的处理及各式符号的运用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汉代的简册制度。这批竹简很快被运往北京文物研究部门。1972年10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成立，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信息开始大规模破译、诠释与研究。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带给世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还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全貌以及《孙膑兵法》十六篇。
经专家整理分析，银雀山竹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这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计2300余字，与宋代版本相同，保存了宋版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和少量的佚文，现存内容与宋代版本相比，有100多处不同点，十分值得研究。
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222枚，其中整简达137枚，残损部分每枚也在10个字上下，共得6000字以上，该兵法在消失了上千年后，失而复得。这些实物证据揭示了历史上的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真实性，《孙膑兵法》确有其书。
（《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期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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