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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已逝世34周年，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北京前海花园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迷宫般重重叠叠，房间都落着锁，充满疑问。
叛 逆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占地七千平米，前身是和珅私邸的前院)，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起因是他与几名“反动学生”结诗社，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碍于其父声望，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名义下放。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饭时，面对满桌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表现对“特权”的不满：“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门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但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歌颂领袖的诗词，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有些几乎令人费解。
失 子
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击，退学入伍。他的自杀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分析，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经从农场回京、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当天晚上，郭沫若将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于立群再三嘱咐他，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但当时，全国陷入混乱，周恩来已焦头烂额，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进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没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
仅仅三天之后，农大传来消息：“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26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双手捆在背后，粗麻绳已嵌进肉里，全身伤痕。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厅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后来，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宣纸被装订成册，他整整抄了八册。
矛 盾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早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时代，就是旗帜鲜明的尊孔者。他被“勒令”到会，在会场上几次三番被“造反派小将”点名，点到就要起来罚站，在寒风中接受批判。81岁的郭沫若，终于亲身体会到他那些故友被打倒时的感受。
2月10日，江青突然造访郭家，要求郭沫若写检查，连续轰炸近三个小时才离开。郭沫若如惊弓之鸟，当夜肺炎突发，高烧至神志不清，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是郭沫若晚年第一次病重住院，整个1974年，他住了七次院，身体一蹶不振，面貌急速衰老。此后，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很少写诗。
1976年，“四人帮”被捕。因心情大快，郭沫若的身体出现奇迹般的恢复。他出院回家，和家人一起欢度1977年新年，还在电视上收看了“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郭沫若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郭沫若看完节目后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使拙作生辉”。
仅仅五个月前，郭沫若还写过 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两首词对比读来，令人感慨。
1978年2月，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直到6月12日去世，再也没能回家。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肥田”。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郭沫若留给世间太多饱含争议的文本。1963年，在给陈明远的信中，他把自己那些歌颂时事的诗贬为“分行散文”：“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这是他真正的表白吗？郭沫若已逝世34年，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前海花园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迷宫般重重叠叠，房间都落着锁，充满疑问。
(《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期 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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