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的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的研究员和主任之职。（按：意为史语所只给一点薪金补贴，全部薪水由清华支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携家眷随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转香港赴云南。不料，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全家只好在好友、香港中文大学许地山的帮助下租屋暂住下来。

    春节过后，陈寅恪独自一人前往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后又来到昆明，住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仁分别四年多来首次相聚。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为陈寅恪此行，对方己安排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

    面对如此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一直住在港岛的夫人唐筼患病滞港，自己又患眼疾甚重，借赴英机会可一并医治，遂答应就聘。在得到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前往香港作赴英准备。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

    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抵港未久，欧洲战火致地中海无法通航。陈寅恪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再由香港重返西南联大，等待可行之机。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即返港等候赴英。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攻陷南宁，滇越交通中断。陈寅恪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作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薪金维持生计。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2期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