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供职的这所高校，教室多媒体的钥匙和话筒原先是由学生凭证件到教室管理科领取的。后来据说有学生利用这个机会用普通电池换下话筒里的充电电池，而教务部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钥匙和话筒改由教师亲自领取。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探究“制度成本”问题的好例。“由学生领取钥匙与话筒”的制度成本是偶尔会有充电电池遗失的情况发生；“由老师亲自领取钥匙和话筒”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则是教师须提前二十分钟赶到教室管理科，领取钥匙和话筒后再匆匆赶往教室，再也没有了先前从容的步伐和心态。如果进行制度成本的核算，后者比前者大多了。即使每学期有半数的充电电池被偷换，也在学校财力可以接受的“合理”的范围；而让教师在上课之前能有一个从容的心态，一个好的心情，从而愉快地进入知识的传授，我想不应该算是过高的要求。

    中考、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要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弊端，本意是维护教育公平公正，未期却制造出更多的不公正。就高考而言，举凡学科竞赛、体育比赛、优秀生、特长生都可成为加分的理由，这样的“加分”政策成了某些权势群体的腐败通道。如果从制度成本这个角度看，说得不客气一点，现在的“一张考卷”＋“加分优惠”的中、高考制度，已经威胁到中、高考制度的整体公平，所支付的制度成本比先前的“一张考卷”大多了。

    引入制度成本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改革所以非改不可，即在于整个社会正在为这种制度现状支付高昂的制度成本；某些制度则由于支付的制度成本尚在“合理”的范围，本无改革的必要与必须。本不必改革而硬要“改革”，“改革”就成了“折腾”。

    （《羊城晚报》1.20 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