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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杨德豫于1月23日去世，享年85岁。
上世纪50年代，身在部队的杨德豫开始翻译《朗费罗诗选》和《彭斯诗选》，被认为不务正业；后又因“大鸣大放”，被打成“右派”；“右派”出书，稿费被扣，也未伤及他对外文诗译介的热情。杨德豫翻译的拜伦、朗费罗、彭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莎士比亚等人的诗作首屈一指，让前辈卞之琳自叹弗如，“有些诗歌的翻译，我不如杨德豫”；被同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屠岸视作“英诗翻译最高峰”；作为出版家，他被萧乾誉为“湖南出版界四骑士”之一，主编的《诗苑译林》泽被深远。
2010年12月，杨德豫曾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见《追寻缪斯的踪影》）：
墓志铭多数是由别人撰写，但也有死者生前自己撰写的，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和济慈都有自撰的墓志铭。我付之一炬已指日可待，也想东施效颦，自己来妄拟几句，无奈才力不济，搜索枯肠也写不出来。偶然想起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这样几行：
Then am l，
A happy fly，
If l live，
Or if l die。
这四行警句传诵颇广，小说《牛虻》中也曾加以引用。试译如下：
我活着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总是一只，
快乐的飞蝇。
倘若以此为墓志铭，倒也堪称简练。只是“快乐”一词与我并无多少缘分，而英语“happy”又可译为“幸福”，更与我的心境迥不相侔。该换用别的什么词语呢？想来想去，只有“讨厌”一词最为怡切。我从小就讨人厌，在兄弟姊妹当中是惹是生非最多的一个；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顽劣异常，屡次在课堂上瞎胡闹而遭老师训斥，小学三年级曾被女级任（负责管理、训导之责的老师）老师当场揪出来，推到教室一隅的痰盂旁边罚站，她说：“你只配和痰盂做朋友！”考大学时，一再违抗父命，一意孤行，以致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此儿真可恨也！”大学期间为左道旁门所惑，热门子闹学潮而未能专攻学业，对我期望甚殷的老师也为之惋惜不已。1949年成了“戎马书生”，在军中服役9年多，口头笔底经常放言无忌，用语尖刁，为同事们所侧目，赢得了“刀笔吏”和“刀子”的诨名。五十年代后期更不止讨厌，不止可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阶级敌人，成了贼配军和苦役犯，从英年壮岁直到白发苍颜。“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生前讨人厌，死后讨鬼厌，不仅理有固然，也是势所必至。因此，姑且拾人牙慧，将布莱克的诗句稍加窜改，算作我的墓志铭，如下：
我活着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飞蝇。
呜呼哀哉，尚飨！
（《北京青年报》1.24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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