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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韩国、日本两位政要“衔命而来”，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个是韩国候任总统朴槿惠特使金武星，一个是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两人身份地位不同，访华背景各异，但两人的共同身份都是“信使”，此行都带来了本国领导人的“亲笔信”。
信中，朴槿惠感谢习近平祝贺她当选总统，派特使访韩，并表达了在两国新一届领导人同时产生之际，希望携手巩固双边关系的愿望。安倍则在写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中称“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愿从大局出发，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
从各国外交实践来看，亲笔信并非稀罕物，而是各国经常使用的外交方式之一。
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在过去25年的公开新闻报道中，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野田佳彦等都给中国发来过亲笔信。不论这些人的对华政策是温和还是强硬，在亲笔信中一律表示要与中国修好，其政治家手段可见一斑。
除日本外，近邻韩国也对“亲笔信外交”驾轻就熟。5年前，朴槿惠曾作为当时韩国候任总统李明博特使，访问北京并向胡锦涛传达了李明博的亲笔信。
过去几十年，给中国领导人写过亲笔信的，除了有纳米比亚、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长期对华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有美国的克林顿、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埃及的穆巴拉克、法国的萨科齐、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等政坛人物。
中国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以“亲笔信”方式开展外交。1990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首次访问沙特，签署两国建交公报。钱其琛向沙特国王法赫德转交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亲笔信。杨尚昆在信中邀请沙特国王访华，法赫德在接到信时立即接受了邀请。
1998年8月，在国内抗洪救灾工作关键时刻，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委托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向俄罗斯驻华大使和日本驻华大使转交致叶利钦总统和小渊惠三首相的亲笔信。在这两封信中，江泽民说，因国内抗洪救灾工作需要，打算推迟对俄罗斯和日本的访问，并恳请双方理解。
胡锦涛主席也曾给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发出亲笔信，强调“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发展中罗友好关系的政策都不会变”，他本人期待与伯塞斯库再会面。
对于曾对中国从利比亚撤侨过程中伸出援手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温家宝总理给马总理贡齐写亲笔信表达感谢。
当然，亲笔信并非都是“亲善、示好”。例如，2011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给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内容有三：一是指责李明博登岛；二是对李明博针对日本天皇的言论表示“遗憾”；三是建议将岛屿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韩方断然拒绝收信，并将信退回日本政府，让东京颜面全无。
然而，日方的具体对应手法也让世人瞠目。当韩国外交官前往日本外务省，把野田信函物归原主时，却被外务省扫地出门，拒绝韩国“邮差”进入。韩国人最后决定，用挂号信把日本首相信函寄还日方。
日首相给韩总统写信，结果被日邮政部门收下，这大概在日本外交史上也“闻所未闻”。
（《国际先驱导报》2.1熊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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