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司马光的时代，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完备到出现了新的困局。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不是哪个人可以说了算的，而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用苏轼的话说，“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所以，他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即选官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间接提供了一个答案。由于德宗皇帝居丧，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他放开手脚，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就提拔了八百来人。德宗皇帝对他说：“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崔祐甫的做法是凭着皇帝的信任，本着一颗公心，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

    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他提出的办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但是，这个议论毕竟还是停留在理念上，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做到“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这就不是生活在遥远北宋时代的司马光和苏轼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北京日报》3.18 刘后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