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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当年以24岁“高龄”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所谓“高龄”，是因为当时“二外”对考生年龄有着特殊要求——不得超过25岁。
在大学，王毅当了四年班长，被评价为善于思考，“笔头尤好”。光是毕业论文，王毅就交了两篇，一篇拿日语和中国朦胧诗做比较，一篇拿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做比较，同班同学回忆称：“答辩老师都没办法对他的这两篇文章进行评判。”这是在夸他。
王毅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从亚洲司日本处科员做起，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替领导写发言稿，然后一级一级往上报。
有同学觉得他的才干要被埋没了时，“笔头尤好”的王毅迎来机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首次出访日本，发言稿的起草任务落到王毅头上。王毅的稿子返回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稿上还有他的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尽管在公开资料中，王毅被描述为出身普通家庭，不过，《党史博览》杂志在介绍外交部发展史时提到，王毅的岳父是中国首任裁军事务大使钱嘉东。在周恩来秘书纪东的回忆录《难忘的八年》中，钱嘉东是陪伴周恩来直到去世的三名秘书之一。
王毅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3年8月启动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他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前四轮谈判历时两年。为了一份《共同声明》，中方起草了六份草稿，而王毅则经历了马拉松式斡旋。“朝鲜放弃核计划、美国保证不入侵朝鲜、各国提供给朝鲜足够的能源援助”，成为王毅担任代表团团长二十五个月后达成的阶段性成果。
而后，在知天命之年，王毅迎来了一次关键任命。2004年8月，中国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政治局九名常委悉数出席，当时上一任驻日大使武大伟已经归国，而有心人从新闻画面里发现，刚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王毅坐在台下。
随即，外交部证实：王毅出使日本。
51岁的王毅被寄托了重新发挥已故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的作用。在日本，王毅留下最有名的名言是：“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
“他的确是那么做的”，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就描述过王毅救助在日“打黑工”的中国籍男子的故事：当时日本《关西华文时报》给王毅转来一封求助信，一位身患血癌的中国打工者在日濒临绝境，急需回国治疗。随后，使馆和日方协商，特事特办，在病房里为病人办理了回国手续，第二天晚上就安排这名男子回国。
“远亲不如近邻”。王毅在日本还打民间外交牌。到日本没多久，他就组织了一场特殊活动：邀请使馆周边的日本邻居们来做客。在《国际先驱导报》的描述中，使馆“华灯齐放，歌声悠扬……使馆厨师们端出了一盘又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中式佳肴，令日本邻居们赞叹不已”。
（《壹读iread》2013年第6期 王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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