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少年得志，“自负才气，不可一世”。

    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后来，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所托，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不过，傅斯年数顾李庐皆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李方桂更是直接告诉傅斯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躬身长揖道：“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这个典故可看出傅斯年对做学问者充满敬重，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回到李方桂的“人才论”上，也许其观点不够准确，但研究机构和高校内的不少学者宁愿做学问而不愿做官，确实是事实，在当时可以找出不少例证。

    在今天，恐怕想当院长或系主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现在的学者为何愿意当官？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给出答案：“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

    说到底，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过度行政化。当权力主宰了学术资源的分配，当学问做得好不如权力更吃香，当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嗫嚅不敢言，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国王、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奴仆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权力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民晚报》3.29 王石川）